，下辖第41军、45军、47军（由李家钰的新6师扩编）；刘湘自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副司令为唐式遵，下辖第21军、23军。从川北出川的二十二集团军被调往山西，划入第二战区。由川东出川的二十三集团军到达汉口后，复又向浙皖边区推进，被划归第七战区指挥，拱卫南京外围。
川军出川抗战士气高昂，但是他们的装备却简陋至极。在正面战场参战的各路军队中，川军可以说是最穷的，他们大多身着单衣、草鞋，背着大刀、斗笠、背包，五六个人才有一支枪，就是这样的“老套筒”，有的枪的枪机还要用绳子拴着以防丢失，枪管的膛线几乎被磨光。外界对川军的口碑也一直不好，因为川军很多人都有“袍哥”背景。在四川，“袍哥”相当于青红帮组织，也近似于土匪，很多川军在抗战以前也少不了做些打家劫舍的非法勾当，所以外界一直称川军为“烂丘八”。但就是这样一支穿着草鞋单衣，被称为“烂丘八”的部队，却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奇功，并且组织严明，深受赞扬。
最早出川的杨森第20军，他们一天要走100多里，晚上宿营还要打草鞋。直到到了湖南辰溪才坐上了船。他们只用了24天就走完了这段原本需要50多天的路程。到达长沙后换乘火车马不停蹄地驰援淞沪战场。
川军12日到达上海，13日马上投入战斗，并在顿悟寺重创日军。第20军134师402旅804团团长向文彬40多年后回忆：“当时战场上遗尸遍野，受伤者还在血泊中辗转呻吟，我们便踏着先烈的血迹，勇往直前……只听到杀声震天，冲锋号凄厉急鸣，两军交锋，刀光剑影，这真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啊……”
这位向文彬，是川军中临危受命、誓死保卫祖国的突出代表；也就是他，在淞沪战场上，3个小时内被蒋介石由中校升至上校，再由上校升至少将。
1937年9月，刚刚从四川徒步跋涉而来的川军第47军翻越秦岭，抵达陕西西安。时值深秋，川军将士的身上却仍然穿着草鞋单衣。抵达火车站的川军将士，还没来得及喘息，便被通知要他们乘火车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川军士兵就这样穿着单衣草鞋，背着“老套筒”迎来了他们出川的第一场硬仗。
山西长治，这片土地也许永远不会忘记第47军178师的将士。在这里，日军大量的飞机和坦克，向178师镇守的东阳关扫荡。而川军将士手里的，是经常卡壳的步枪、迫击炮。就是凭着这样的装备，川军将士和日军激战了两天。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砖块、破枪、拳脚和敌人肉搏。虽然装备上有着这么大的差距，但仍造成了日军上千人的伤亡。当然，川军也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守城的司令李克源、副司令李克渊和参谋长李浩东均身负重伤。未能退出城的数千名将军战士与敌拼杀至死。死去的川军将士大多没留下姓名。长治的百姓自发地为他们建起了庙宇，供奉起了他们的神位。
这支英勇之师的指挥官正是李家钰。
李家钰，1892年出生，四川蒲江人，他是第一个向蒋介石请缨出战的川军将领，也是唯一一个把自己的所有部队都带出来抗战的川军将领。出川以后，1939年，李家钰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他的部队从1937年起在山西境内作战两年多，击毙日军上万人。也是他的部队，在1944年主动为其他部队殿后，掩护****其他主力撤退，而这一仗却使李家钰的一个主力团损失殆尽，他本人也因为在途中中了日军第1军69师团一部的埋伏于5月21日不幸牺牲。李家钰成了在战场牺牲的川军最高将领，也是抗战中继张自忠之后牺牲的第二位****集团军总司令。6月22日，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并颁布对他的褒奖令。之后，他的遗体国葬出殡仪式在成都举行，遗体被安葬在成都红牌楼。
1937年11月底，在南京保卫战中，因下属临阵脱逃而致使广德失守，奉命驻守的川军第145师师长饶国华痛心疾首，为收复失地，亲领仅有的一营官兵****，最终敌众我寡，在十字铺据点被日军包围。
日军不断派人诱降饶国华。饶国华丝毫不为所动，对仅有的官兵说道：我们要牢记当时的誓言，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丢脸呀！
12月1日凌晨2时许，在郎溪县十字铺据点，饶国华举枪自尽，实践了自己当初的誓言。
1938年3月，山东滕县，川军师长王铭章率领的川军第122师在这里阻击日军的大部队。同样是装备上的巨大落差，同样是川军将士的死战不退，而且在这个时候第122师已是孤军作战，支援部队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到达。面对这样的情况，王铭章只是告诉部属“牺牲原为军人天职，现在唯有牺牲一切来完成任务”。第122师用血肉之躯守住了滕县整整4天，为****部署台儿庄战役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李宗仁事后感慨：“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滕县战役非常惨烈，除少数几个人突围逃出以外，包括师长王铭章在内的第122师的大多数官兵，全部牺牲在了滕县。李家钰、王铭章他们都是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