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刚爆发，四川的《新民报》在第一时间印发了号外，并在第一时间把这些号外传遍了整个成都市。十来岁的报童，甚至光着脚把这些号外送到了距离成都20多里的乡下。四川的民众开始觉醒，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而这一切离“卢沟桥事变”仅有一天的时间。四川的军人们也团结起来，而在这之前他们相互之间争斗了整整20年，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三天，这些军人们众志成城，所有川军将领都只有一个意思：宁死不做亡国奴。刘湘更是对自己的老对手李家钰赞不绝口，原因只有一个，李家钰早已致电南京，请缨抗战，并作诗一首：“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7月9日，川康整军会议匆匆闭幕，10日，刘湘通电请缨出川抗战，13日再次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
8月7日，成都凤凰山机场，刘湘带领川军将领赶往南京开国防会议，在机场外，1万多人前来送行，他们的代表把“川人抗战请愿书”递到了刘湘手中。刘湘感慨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接受这么多群众的送行。从那以后，刘湘“倾全川之力，支持抗战”的决心更加坚定。8月7日下午，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会议室里，刘湘作为地方代表第三个在会议上发言，他没有高昂的语言、华丽的辞藻，只是用了几个数字说明了四川抗战的决心：“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与会各地的将领颇多，只有刘湘一人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这也是几千万四川父老的共同心声。
1937年9月，成都少城公园，第一批出川抗战的“川军”就要出征了。成都数万名群众赶来为他们送行。唐式遵，这个在军阀混战时以消极作战而闻名的将领，在出征的将台上吟出了“不灭倭奴誓不还”的诗句。当年他无意参与国内军阀混战而被人遗忘，今日，他为了民族大义，与数万四川父老做“易水之别”，不仅如此，他还毁家纾难以示抗战决心。接着，中下级军官、妇女甚至连十来岁的儿童也上台致词。没有人哭泣，也没有人留念，有的只是将士与民众的澎湃热血。在这第一批出川的几十万将士当中，多数人都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了遗嘱。
1937年寒冬，西充，一个位于川北偏远的小镇，在这里唯一的广场上，随处可见前来报到参军的青年。短短一天时间，有800多人报名参加了“义勇壮丁队”并奔赴抗日前线。八年抗战下来，这800多人没有一个能衣锦还乡，他们全部为抗日献身。
同样是在这个寒冬，在四川安县曲山镇，一个叫王建堂的青年带着父亲给的“死”字旗来到了报名处。白色的“死”字旗，用黑色的墨迹写着“伤时拭血，死后裹身”的誓言。一面“死”字旗激励的不只是王建堂一个人，它激励着每一个在抗日战场上的川军士兵；一面“死”字旗，表示的不只是王建堂一家人的决心，它更是千万个四川家庭抗战儿女的坚定决心。
1940年冬天，在重庆，在成都，在四川各地，都发起了为前线战士“献金”、“献寒衣”运动。仅一个冬天，在重庆募集的抗战公债就达到千万美元之巨。这还不算在各地开展“春季劳军”的竞赛活动中募集到的上千万资金和物资。整个抗战期间，四川各界不停开展“献金”活动，甚至有乞丐把自己刚讨来的钱扔进了抗战的募集箱。四川人民不仅在精神上支持抗战，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一切。
1941年9月，在四川农村的田埂上，随处可见农民们推着四川独有的“鸡公车”去送抗战公粮。这一年四川春旱夏涝，许多农民家里连自己的口粮都所剩无几。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一个四川农民欠缴过“抗战公粮”，农民用最朴实的话说出了自己的决心：“军队在前方打仗，吃不饱就没有办法拿命去拼”，“我们吃观音土也要交齐公粮”。四川一省之地，在1941年到1945年，光稻谷就交了8 828.6万石，整个抗战时期，四川募集的军粮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全国之最。这个“全国之最”是几千万四川军民从口中省出来的，为了供应粮食到前线，四川大部分人都改为了一天两餐。
除此之外，四川还有300多万的民众，义务服劳役默默地为后方修建各种各样的军事设施。八年抗战里，四川为中国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当时全国的工业、机关、高校都撤往了四川，随之撤来的还有几千万的人口，四川这片土地同样无私地养育了他们。从重庆开始成为陪都的那一天开始，日军就开始了对四川进行无情的轰炸，对重庆的轰炸更是惨绝人寰，但是四川人民就是在这样的轰炸中，仍然意志坚定、屹立不倒、倾尽所有，无私支援全国抗战。
1937年8月，川军各部遵照军委会的命令，组成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刘湘、副总司令邓锡侯，下辖两个纵队。
自9月7日起，从川北和川东开赴前线。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川军被编成两个集团军：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