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军队的建立以及军事斗争的顺利开展。
对于这所新型革命军事学校，孙中山对它寄予厚望且倾注了极大精力，在1924年6月至11月间，孙中山前后五次视察军校工作，在思想建设、物质支持、方针政策等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充分的指导和关心。
1924年11月1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了大总统曹锟，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孙中山临行前，最后一次来到长洲岛，在军乐队的乐曲声中，他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讲话：“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现本党主义，今我可死矣。”随后，他离开了黄埔军校。极为不舍的黄埔师生们纷纷列队欢送，蒋介石登上即将出发的永丰舰，与孙中山话别。
1925年1月，孙中山抵达北京后肝病发作，被确诊为肝癌晚期。一直为中国民主和平事业呼号奔走的孙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这句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黄埔军校师生。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吞并中国。就在举国上下陷入危急关头的时刻，不同党派、不同政见的黄埔师生走到一起，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无数感天动地的壮丽篇章。
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以及中国军事实力落后的现实，黄埔学子在历次战斗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淞沪会战的指挥官胡宗南在战后哀叹：“黄埔军队几乎全部打完了。”
毫不夸张地说，每一次战斗都有黄埔学子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黄埔第一期在抗战中阵亡的有300人左右，第二期有200人左右，第三期有500人左右，第四期有700人左右，第五期有300人左右，合计共有2 000人左右。这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意味着黄埔军校毕业生总数的27％阵亡于抗日战场。
以湖南这个抗日的主战场为例，全国抗战一共有22次正面会战，在湖南进行的就达六七次之多。为了对湖南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日军始终把三分之一的侵华兵力部署在鄂粤二省，为此，黄埔师生在这一地带抛头颅、洒热血，牺牲颇大。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某处战场上，从中国军人尸体上收集到的黄埔军校毕业证章就达500枚之多。
到了战略相持和主动反击阶段，黄埔将士与爱国官兵一起，顽强杀敌，浴血奋战，取得了三次长沙会战以及昆仑关、随枣、上高、鄂西、浙赣、常德、湘西等关键性战役的重大胜利。
在这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黄埔军人在正面战场上英勇拼搏，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无愧于中流砥柱的本色。他们驰骋沙场，取得了赫赫战功，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无限崇敬，特别是在两次国共合作中，黄埔精神之花绽放得格外绚烂。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参谋长、曾担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的叶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黄埔同学在革命史上的地位，是光荣而重要的。在抗战中，只要30万黄埔同学真正全部发扬黄埔精神，谁敢中途妥协？谁敢进行内战？”
两党的军校
黄埔军校建立的革命队伍，就这样分化为无法融合的两极。一手创办该军校的孙中山先生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些同窗共读、并肩作战的黄埔军人，最终却因政治歧见而同室操戈，展开了为期两次的国共内战。
黄埔军校的建成，肩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成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一道曙光。
校长蒋介石以身作则，吃住都同长洲岛上的官兵们在一起。在这期间，蒋的作息生活十分规律，每天军号声一响就起床，随后身着戎装检阅学生列队。蒋以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的道德标准严格约束自己，成了公众的道德楷模，在黄埔军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黄埔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党代表廖仲恺，军校开办之初，他就为了学校经费问题四处借贷。虽然广东资源丰富，经济较为发达，但革命政府的收入却很有限，收来的税款又经常被军阀扣留，难免出现捉襟见肘的局面。于是廖仲恺偷偷把老婆的首饰当掉，换成大米来保障学生的一日三餐，因此被军校学生尊称为“黄埔慈母”。
阵阵蓬勃向上的气息洋溢在黄埔军校的每个角落里，看着墙上“卧薪尝胆”、“碧血千秋”的标语，血气方刚的黄埔学子个个斗志昂扬，心中时时刻刻牢记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实现孙中山先生救亡中国的伟大事业。
蒋介石在管理黄埔军校时，一方面吸收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兼容当时苏联红军的治军原则，另一方面积极推崇曾国藩等人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之情怀和思想。客观地说，这些做法提升了学员的个人品质，对军事作风也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
此外，蒋介石凭借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和个人魅力，聚拢了一批青年才俊，并常邀请他们到家中谈话，通过交谈发现其长处并加以点拨。后来的很多国民党将领称蒋介石为校长，这些人几乎都有被蒋介石叫到家里交谈的经历，戴笠就是在这一期间被蒋介石发现的一个“人才”。而另一位特殊的学员徐向前，虽然也被叫去谈过话，但没有被蒋的长篇大论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