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在松树路漫步，看到路旁石头上刻着马占山将军的一首抗日诗，壮怀激烈。诗是四年前写的，可我们还没有对日宣战，多少“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啊！
傅斯年插了一句：“再这样下去，全国人民都要成‘遗民’了，‘王师’又在何处耶？”
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人士达成共识，一致表态拥护精诚团结、共同抗日的方针。整个会场气氛热烈而慷慨激昂。
第二天，蒋介石邀请包括这些人士在内的158人在庐山举行会谈，讨论《应战宣言》的具体内容便是此次会议的议题。大家看过宣言草案之后，对内容完全认同。但是，在是否公开发表、何时发表等问题上，争持不下。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一时期内心的挣扎。
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下了自己的犹豫不定：“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
7月17日，蒋介石信心更为坚定，在日记中写道：“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
7月19日，蒋介石已经做出公开发表《应战宣言》的决定，日记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日宣战的决心：“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随即，蒋介石决定制订对日作战计划，同时他意识到“应战宣言”这几个字可能会对日方产生刺激，经过再三考虑，改为“庐山谈话”，并对之前激烈的措辞做出调整。即便如此，《庐山谈话》仍然彰显出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问题上的坚定决心。
此时，蒋介石对和平解决中日问题还抱有一丝希望，所以他在谈话中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之后时局的发展，彻底打碎了蒋介石的残存希望，这从他这一时期的话语间可以看出。蒋介石先是认为“中国方面可谓完全没有组织与准备，弱点很多”，“以此应战，危险实大”，后来又觉得日本“横暴”、“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民族之人格与振兴民族之精神，自有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之机”。
蒋介石比较乐观地判断对日作战比内战好打，甚至预计即将爆发的中日之战会在一年内以中方胜利结束。
1937年7月17日上午，蒋介石身着戎装，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题为《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的讲话，史称“庐山抗战宣言”。
蒋介石《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演讲全文如下：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
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２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2月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６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