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他们对话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打伤。
进入12月，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全国各地赶赴南京，向政府请愿的人数一度达到7万之多。为安抚学生情绪，蒋介石亲自接见学生代表，并发表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讲话：
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本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方法可以使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再也无法忍受被日本凌侮的耻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呼声直冲蒋介石在庐山的办公地牯岭。事变次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下午，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人以红军代表名义致电蒋介石：“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面对各界群众的呼声，蒋介石再三思考是否对日作战，依然举棋不定，因为他的抉择关乎整个国家的命运。
20多年前，当时中国的掌权者袁世凯也曾遭遇到同样的考验。他在日本的武力胁迫下签订不平等的《二十一条》时，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对日作战。他问段祺瑞：如果对日作战，我们能坚持多久？段不假思索地回答：三个月。袁又问：三个月之后呢？段答道：听从总统安排。于是，袁世凯放弃了对日作战的念头。
庐山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几乎每天都与各方面人士探讨对日作战的可行性及前景，问题与“中国能坚持多久”类似。不同的是，袁世凯可以选择在谈判中与日方玩文字游戏，但留给蒋介石的时间却不多了，他意识到，国民党政权即将陷入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
此时，国民政府没有其他退路。东北三省已经尽失，如果再不奋起抵抗，平津就会重蹈东北的覆辙，接着就可能是首都南京。到时沦丧的就不仅仅是国土了，还有民心。
当时政府与民间也有一些反对开战的呼声，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认为，至少需要备战6个月才能与日本开战。北大校长蒋梦麟同样反对开战，他主张“忍痛求和”。学者界代表人物胡适和陶希圣联名向蒋介石上书，认为中国和日本打仗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开战，中国艰难得来的统一局面和十年来的发展成果均将灰飞烟灭，再也无法恢复。胡、陶二人甚至向蒋介石建议，通过承认“满洲国”的主权地位，换取中日间的相安无事以及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厉兵秣马，准备战事。
听到这一言论，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忍不住在国民政府高层的一次会议上大骂胡适，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国民党元老、时任立法院长的居正也表示应该把惑乱民心的胡适关进监狱。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蒋介石并没有对胡适加以惩罚，后来反而派他担任驻美大使一职，让他去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而这位著名的“主和派”做起事来也毫不含糊，为中国的抗日事业赢得了许多国际方面的支持。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各方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认为做出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多次向全国军民发表演说，并在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防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对日作战这一重大决策。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何应钦提交了军事备战报告，计划第一步先动员100万兵力投入到抗日前线：冀、鲁、豫三省筹备约60万人，热、察、绥三省筹备约15万人，闽粤两省约15万人，江浙两省约10万人。
在这一报告中，何应钦充分考虑到抗战面临的各种困难，如国家财政预算不足，枪械弹药储备有限（可供6个月），防御工事尚未完成，空军、装甲兵数量太少等。此时，国民政府还没有将上海地区视为中日决战的前沿阵地。
庐山会议·庐山抗战宣言
1937年7月19日，《告全国军民书》通过电讯广播传送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是一份国民政府开始全面抗战的宣言。从此，全面抗战的大幕正式拉开！
1937年7月15日上午，在位于庐山东谷的仙岩饭店，全国各界知名人士汇聚一堂，畅谈国事。胡适像以往一样先声夺人，但此次他一改往日消极抗日的观点，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
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