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蒋介石，为何迟迟不愿对日宣战呢？
从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日记来看，他之所以忍受骂名、消极抗日，是出于对当时国家现实情况的考虑。他深知如果仓促应战，很可能很快会国破家亡。抵抗，还是媾和，蒋介石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备受煎熬，而内心的痛苦，只有在日记中才有表露。
1933年6月3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客观地说，这份协议确实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推迟了4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备战时间。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都极为赞许蒋介石忍辱负重、争取备战时间的做法。“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向国民党元老张钫申明心迹：
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由此可见，蒋介石迟迟不愿对日作战，除了考虑到中国综合实力不济的原因，同时也并不掩饰自己消灭共产党、成就国民党独裁专政的私心。
淞沪会战期间，日本的主战派曾以“西安事变”中传出的蒋介石日记为依据力压主和派，最终日本大本营决定增援上海，扩大侵华战争。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了一系列挽救中国于日寇铁蹄之下的计划，包括修订陆军法典、制定武器标准、建立兵工厂、扩充空军部队、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修建公路铁路，等等。他还希望派人到世界各国去争取外交支持，同时用6年时间训练60个师，这样就可以跟日本抗衡了。
“西安事变”之前的十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最为迅速的“黄金十年”，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始终位居世界前列。
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他的理由是：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一直是孤军奋战，基本上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和认可，牺牲巨大。如果推迟两年抗战的话，彼此实力差距不会有那么大，中国很有可能迅速战胜日本，最起码不会陷入苦战八年几乎亡国的地步。
事实上，后来中国军民在抗战中付出的惨重代价已经证明了许倬云的观点。当时中国各个方面都准备不足，短短两年就沦陷了大半个中国。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之后中国获得了国际支持，那么中国付出的代价还要更加惨重。
今天，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都认可提前抗日对日本人有利的说法。但是他们无法否认“西安事变”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事变后，蒋介石暂时放下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建立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历史没有如果，无论抗战时机是否成熟，最终胜利都属于中国，民族灭亡的悲剧也不会发生。
庐山会议背后的故事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蒋介石已经做出公开发表《应战宣言》的决定，日记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日宣战的决心：“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关于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也要从1928年5月3日的“济南惨案”说起。当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率军北伐，一路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了山东济南。
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根据“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以保护日侨为借口，派出第6师团5 000余人登陆青岛，侵占济南，企图威慑北上的国民革命军，阻挠北伐统一大业。
1928年5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入济南。
5月3日上午，日方借口中国士兵抢劫日本侨民并殴打日本巡察，主动挑起事端。
日军无视国际公法，擅自软禁中国外交部长黄郛，遭到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的严厉痛斥后，竟将蔡公时挖眼、割鼻后残杀。之后，又屠杀了所有外交署员工，制造了“济南惨案”。
中国军队依约撤出济南后，遭到日军的伏击。城内百姓财物被抢劫者，房屋被焚毁者，女性遭强奸者，更是不计其数。此外，丧心病狂的日军还大肆屠杀无辜百姓以及留在医院治疗的国民革命军伤员。事后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一事件中中国军民共有6 123人惨死，1 700余人受伤。日军在济南毫无人性的兽行，令人发指！
蒋介石深感愤怒和屈辱，在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必至国耻洗雪为止。”
重读这一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从1928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坚定了抗日雪耻的决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要求抗日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
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为向政府施压、要求对日宣战，发动4 000多名学生集体罢课游行。群情激愤之下，游行队伍还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