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士人“皆背叛礼教而从肆邪僻”[?见《抱朴子·刺骄》。]；而《颜氏家训》也没有专于一时一事，反能容纳三教九流，描写南北差异，其多元文化元素历来被人看重。
与当时一般的士大夫不同，颜之推既有才华，又注重实际，其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非常值得后世学习。他善于观察社会万象，勤于积累数据，对于建康、江陵，或是邺下、关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南北各朝朝野士庶中的各类人物、各地风物俗尚，都能加以笔录整理，并且结合文献做出准确的考证。
《颜氏家训》全书共二十篇，内容广泛，知识丰富。除首篇《序致第一》说明全书宗旨、末篇《终制第二十》叮嘱后事、《归心第十六》篇崇佛外，其余十七篇，可分为“家庭伦理”、“品德智能”、“思想方法”、“养生处世”和“其他知识”几个方面，题材多样。
当中《杂艺第十九》篇分论书法、绘画、射箭、卜筮、算术、医药、音乐、投壶、博弈、游艺等诸多方面。作者指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琴棋书画、医卜星相，都必须略知一二，因为“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书法代表了人的脸面。身为文人雅士，必善一门乐器，以陶冶性情，“犹足以畅神情也”。此外，医学是实用知识，可用于救急，如能微解药性，“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另一方面，颜之推历经刀光剑影，故唾弃那些装饰性的“弱弓长箭”，反而讲究实用性，“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观德择贤，亦济身之急务也”。
不过，对于这些技艺的熟练程度，颜之推另有独特的见解，他在《杂艺第十九》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又言：“谈棋亦近世雅戏，消愁释愦，时可为之。”他认为一个合格的文人必须懂得这些技艺，但不应花太多时间，只可偶而为之，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应该学有专精。颜之推对实务非常重视，在《涉务第十一》中将国家大事分为六种，而一般人只能做好一种：“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范文澜称颜之推为“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提出自己的见解。”[?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香港：商务印书馆，2010年。
]作为一本家训，论及如此庞杂的内容，既论杂艺，又论风操和实务。显然作者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是希望提撕子孙，教导他们既要掌握知识，也要拥有相称的节操；既要家庭和睦，也要教育好后代。他认为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为起点，便是对人对己负责了。
王利器先生高度肯定了《颜氏家训》一书的历史文献价值，指出该书对研究南北诸史、《汉书》、《经典释文》、《文心雕龙》等专门学问，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又专门指出《音辞第十八》一篇，“尤为治音韵学者多当措意”。颜氏辗转多地，学风严谨，的确为后世留下不少珍贵资料。
不过，此书写于一千多年前，难以避免有一些对今人来说不合时宜的消极内容。比如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歧视妇女的观念，或是宣扬迷信、明哲保身的思想等。颜氏后裔颜嗣慎在明万历刻本的跋中说：“观者诚能择其善者，而各教于家，则训之为义，不特曰颜氏而已。”故此，阅读《颜氏家训》应择善而从之。
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定音：“古今家训，以此为主。”故此，中国和日本都对此书做了不少研究。王利器于一九五八年出版的《颜氏家训集解》，进行了详细的校勘、考证、辨伪、增补，汇聚了近世诸家成果，为近代的《颜氏家训》研究奠下较好基础。《颜氏家训》的研究一般可分为教育思想、伦理道德、版本和文论研究四种。中国内地方面以研究教育及家庭伦理为主，自八十年代起至今有四十多篇，大多对颜之推的教育方法持认同意见，认为《颜氏家训》对现代教育具有参考价值[?周国光：《颜之推的教育思想》，《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扬明：《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方法》，《华夏文化》，1996年第3期。]。而中国台湾研究者除了关注《颜氏家训》的家庭伦理，还对其版本及资料爬梳做出贡献，如周法高在一九六○年出版了《颜氏家训汇注》，尤雅姿在九十年代发表了版本和思想方面的研究[?如《颜氏家训版本研究》、《颜氏家训伦理思想述要》等。
]，交通大学的吕棋昌又根据不同版本做出颜氏家族的世系表，为后人研究提供不少方便。至于日本对六朝文学素有传统，日本汉学界比较注重《颜氏家训》中的文学论。林木虎雄早在一九二七年在《中国诗论史》就有所论述，另有林田慎之助的《颜之推的生活与文学论》，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中的《颜之推的文学论》。而近年各大高校的硕士、博士论文也有相关的研究，不过并未脱离以上三种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