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常侍等职，亦有“博涉群书，工于草隶”之誉。由此可见，颜之推的家族不但世代为官，且属侨姓高门之列。
颜之推自幼好学，博览群书，辞采华茂，深为梁湘东王赏识，十九岁任湘东王国左常侍。后来梁亡，颜之推仕于北齐，历二十年，累官至黄门侍郎。公元五七七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公元五八一年，隋灭北周，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获召为学士。颜之推自叹“三为亡国之人”，身仕四朝，可谓屡经世变。但他在晚年回首过去，撰写《颜氏家训》之时，不但没有传授厚黑术[?厚黑术发源于清末民初的李宗吾，他著有《厚黑学》一书，书中提出人的脸皮要厚如城墙，心要黑如煤炭，这样才能成为“英雄豪杰”。他以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项羽、刘邦等人物为例，说明各人脸皮的厚薄与心的黑白如何影响他们的成败。]，反而着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子孙。综观《颜氏家训》全书，除了《序致第一》篇外，作者从《教子第二》至《终制第二十》篇都论及以家庭为依托的人的一生，包括伦常关系、风操品格、学习文章、实际应务、养生归心、音辞杂艺等诸多方面，而儒学的“修齐治平”的理想始终贯彻在具体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中。
有人说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价值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下的“耻感文化”[?“耻感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这是与西方“罪感文化”比较下概括出来的，“耻感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耻感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注重廉耻的一种文化心态。这种文化的特征是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怎么议论，因此人们的行为被诸多的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和支配。儒家孔孟的思想蕴含了耻感形成的伦理道德体系，如《论语·宪问》中说：“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为政》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体现耻感文化的还有《论语·泰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当中把个人的贫贱荣辱和国家兴衰存亡联系起来，把国家的振兴视为自己的责任。这种联系体现了士大夫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至于孟子则认为“羞恶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特性，是人之为人的依据。“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也十分重视“耻”，他认为圣人之道就是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强调要把抽象的道德原则和框框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要使人们受其恩泽。总之，儒家把耻感与道德联系起来，认为耻感是成就道德理想的基本环节。
]不论是孔子提倡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人们，还是孟子以“羞恶之心”作为人与生俱来的特性，两者都是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对人所形成的约束。然而，现代社会打破了以往由大家族组成的规范社会，逐渐演变为以小家庭为单位的个人主义社会。群体社会规范湮灭，个人主义兴起，都标志着儒家文化所形成的耻感文化的坍塌。世俗的道德观念受到冲击，更让“以无耻对抗无耻”这种去耻感化的文化有了生长的土壤。
颜之推处于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不过他没有抱怨环境，入仕北齐后，他对自己的行为时感愧怍，于是在作品中有“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颜之推《古意》。]、“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颜之推《观我生赋》。]等句子，表露出内心的愧疚与沉痛。不过，颜之推没有从此沉沦不起，反而“知耻而后勇”，在晚年把自己的经历及思想沉淀成一本有益于子孙后代的书，成为后世榜样。
二、错位的教育：拼爹还是拼实力？
门阀制度自东汉开始发展，至颜之推的时期已臻顶峰，不少家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不知已经传到富几代、官几代。东晋南朝的门阀世族为了控制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独霸社会往上流动的资源，于是竭力保持士庶之间的距离。大多数的世族子弟傲视一切，处处标榜自己门第的高贵与优越，不屑俗务，甚至对朝代更替也不甚留意，唯独对自己家族的门第和利益百般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