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了人类食物供应的农业发展和更加可靠的给饥饿的人们运输食物的交通环境的改善有助于解释人口数量的起飞。另一个因素是致命疾病发生范围的变化，无论何时何地人类密集的交往让地方性疾病取代了流行疾病的传染。而1950年之后惊人的人口激增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中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带来了现代公众健康机构和公共卫生设施基础设施。20世纪60年代天花彻底消除，而且其他儿童疾病被接种疫苗所抑制。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药品治愈了大部分传染病，甚至最为广泛流行的疟疾通过化学方式攻击蚊子繁殖的基础而被消灭。结果婴儿的死亡率下降，更多的孩子长大了以后都有了自己的小孩，这就产生了空前惊人的人口增长。
同时也存在一些传染病再度流行的迹象。很多长期形成的病菌开始演变的对抗生素有抵抗作用，而像引发艾滋病的病毒等一些新的传染病开始进入到数百万人的血液之中。性行为的变化引起了生育率的进一步的下降，这也减少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20世纪人口数量的增长注定是不平衡的，但是如果必须要达到人口增长停滞还需要经过很长时间。
人口压力加剧了当今许多政治动乱、种族冲突和宗教对抗。繁育衰退的人口如加拿大的法国人和以色列的犹太人有时为了确保自己的未来，而积极动员起来反对他们所察觉到的敌人。另一方面，迅速增长的人口为了从邻国中夺取领土而诉诸武力，如卢旺达发生的种族清洗，或拉丁美洲游击队攻击地主。
移民是对人口增长一个更重要的反应。自1950年起与富有的城市中的人口并行的是贫困的乡村人口的增长，而这导致数百万人跨越文化和政治界限从乡村移居城市。不同民族混合的结果削弱了民族特性，并引起各种地区冲突。
总而言之，1945年之后的人口变化必将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奇特的事实。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大规模的变化，人类社会和地球生态系统将如何适应这种情况仍然是未来的主要问题。
城市环境中家庭模式的改变和乡村的衰落也是史无前例的。从新时期农业革命开始，家庭和乡村的纽带塑造了大部分人类生活。这些根本制度的瓦解将真正预示着将要从根本上变更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模式，但是还没有人可以真正确定；这是因为城市生活模式是否将长期存在还有待于证明。
城市人口取决于来自乡村的移民，因为根据人口学统计城市环境中加剧的传染病不会让城市居民有太多的生存时间。在现代城市中家庭模式的变化也带来一切类似的影响，如推迟结婚、减少出生等，并且为人口统计学的连续性带来了问题。近来的技术变化也促进了城市家庭的转变。首先当1960年避孕药物首次进入市场后，便捷、便宜和可靠的生育控制方法变得有效。因为性行为不会再引发不情愿怀孕的风险，所以这些药片引发了性行为的普遍变化。另外，洗衣机、吸尘器等新的家庭用品和冷冻肉和其他便利食品的销售意味着不再需要整天烹饪和做家务。随着没有报酬的家务成为兼职性的任务时，在外面寻找赚钱的工作对于妇女来说是十分明智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力的缺乏让她们进入无数新工作中，而且在大多数国家中当为妇女提供平等机遇的法律和习俗障碍被破除之后，这种趋势得到了继续发展。
但是，照顾婴儿和小孩对全职工作仍是一个要求全职工作的任务，而且城市妇女认为很难妥善的解决抚养婴儿和繁忙的工作。甚至在丈夫愿意帮忙时，抚养孩子比起工作和生活在地方在一起的农村来讲更多的是扰乱了父母的生活，而且在农村小孩在房子或庭院周围的帮忙可以有助于提高家庭的收入。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出生的孩子将变少、而且更晚，生活富裕的城市人口将不能实现自我繁育。
来自农村的移民保持了城市的发展，但是西方世界的农村居民的表现和城市家庭中十分相像，因此，新来者必须来自很遥远的、跨越文化和种族边界的地方。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存在数百万的穆斯林，在美国有数百万的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以及不同的移民混杂在其他富有地区和城市化国家中。（而日本却是一个例外。日本人更喜欢在国外建立工厂，而不是引进外国劳动力；但是20世纪90年代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和减少的劳动力开始严峻的考验这一政策。）
农村的移民在城市混合随后成为农村自治衰落的一个表现。在大部分文明历史中，税收和地租的征收者分享农民的收获，转而在面对毁灭性打击中一定程度上提供不太稳定的保护。除支付租金和税收之外，农民经常按照地方风俗的规定忙于自己的事务。很多世纪里村庄几乎能够自给自足，生产他们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并且进行自然的繁育。换句话说乡村是18世纪以前大多数人类生活（85%—95%）的社会细胞，尽管存在着战争、政治和城市等其他形式的不稳定性，但乡村一直维持着文化和生活规律的延续性。
但无论在任何时候当为城市市场生产的产品开始传播到乡村时，乡村自治开始崩溃。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