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暴动和遭到警察镇压。
种族摩擦即使在一些并未太多涉及宗教差异的地方也表现地十分明显。例如在加拿大对法国独立激昂而非宗教性的骚动积蓄了很大的力量，但却保持和平的状态。而在非洲一些长期存在的种族纷争转为暴力冲突。20世纪中期在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人相互残忍的屠杀，充满种族分歧的武装冲突也在利比里亚、苏丹、索马里和扎伊尔（1997年胜利的起义后更名刚果）之间爆发。另一方面，在南非让致力于种族和解政策的纳尔逊·曼德拉执政的和平民主选举在1994年终止了白人的政治垄断。
种族暴力也充斥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印第安人中。例如秘鲁、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游击运动一定程度上从印第安农民后代的不满中加强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由古巴卡斯特罗共产主义政府所热心扶持动员反对美国经济和政治控制在尼加拉瓜和圣·萨尔瓦多显得尤为重要，在那里里根总统利用秘密的代理人表面友好的进行资助而实际比他的前任更加残酷的从暗中有好的破坏这些地方的政府。
虽然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但是总体上世界事务却令人惊讶的保持和平。尽管国际贸易通过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增加了世界财富，但是全球市场经济的拓展扭曲并让现存的社会模式不堪重负。但无论何时当新的、更有效力的生产商开始供应物美价廉的产品时，其他人将失去他们惯常的谋生手段。市场价格无法保证新的工作就会立刻适应这种剥夺。因此，经济转变的结果就是在带来了繁荣时，也带来了凋敝。收入不平等将增加，并且在很多贫穷的国家中总体上财富和舒适度的缓慢增长仅能满足人们的生活。无论在穷国还是富国因为强加于大量人身上的长期利益被一些强烈的短期伤害而抵销，所以经济增长和技术的转变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这意味着近期全球经济的重大进展仍然是充满着不稳定性。特别是在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政治抵制或许将中断全球主义的潮流。另一方面，优越的财富和权力回报愿意接受这种最好的运行模式和廉价产品，而不顾会为利害关系和现存习惯带来多来代价。人类社会总是在常在改变和保持现状之间摇摆不定。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不断强化的运输和通讯让由来已久的选择比以前显得更加迫切和痛苦。
1945年以后的社会和文化转变
20世纪后半期动荡的政治和经济巨变与人类社会的迅速变化相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三点是：第一，全球人口数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同时富有地区和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人口更新水平以下；第二，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的城市居民中，生育控制和妇女自由的新思想改变了男女间的劳动分工；第三，乡村生活自治衰落，商业农业和其他的都市风格渗透到了乡村各处。
每一个都值得详细的解释。首先关于人口的一些情况。现代人类数量的激增大约开始于1750年，当时人口统计学家估计世界人口总数大约是791000000人。之后的增长如下：
1850年1262000000
1900年1650000000
1950年2524000000
1996年5768000000
（来源：联合国，《人口简报》，1996年12月）
换句话说人口数量在1850—1950年翻一倍多后在1950—1966年间又翻了一倍多，而且到2000年预期将超过6亿。地球有限的资源意味着这种增长速度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但是当其迅速发展时，这种失控的人类数量将会让各地现存的人类还是其他的生命形式的分布不堪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