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各种狂热而仍然模糊的新信仰如巴西的翁班达派。同样种族认同感常常在生活于同一政府管理之下的不同民族中尤为显著。当新的通讯形式让无数的种族群体如俄国的车臣人、加拿大的法国人、遍及美国的印第安人等能够坚持他们各自的兴趣和权力时，民族主义思想所要求的将少数民族同化到主体民族中遭到了更多的抵制。
民族统一性削弱的影响后果波及全世界。民族国家除了面对原子内部宗教和种族的挑战以外，还随着跨国机构和各种联系的加强而不断遭到削弱。例如联合国建立了虽然比较虚弱但颇具雄心的国际管理机构来强化去管理和决策。国际商业公司也培育了有影响力的个人管理机构，同时科学家、军人企业家和其他专家也同其国外伙伴开始更频繁的交流合作。所有这些跨越政治边界不断兴起的金钱、物资、服务和信息流动的迹象都削弱了所有地方的国家统一性。
在这种条件下，自命不凡的独裁主义政权显得特别脆弱。当保存和散布文字和影像变得便宜和极易获取时，控制公共想法的审查制度和其他传统的方法也失去了效用。到1930年代，磁带录音、影印机和计算机网络都在官方为防止新闻和想法传播而设置的屏障中发现了无数的漏洞。
1979年伊朗政府的倒台为新通讯如何能煽动宗教革命反对一个独裁、世俗和现代化的政府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子。从国外流亡回来的什叶派导师霍梅尼将走私的磁带录音机带进国家，之后其追随者从德黑兰的天台上夜夜秘密的广播他对伊朗王政府的谴责。公众为了响应霍梅尼呼吁的宗教改革而兴奋的涌向了街道，并迫使伊朗王退位。霍梅尼从放逐到凯旋而归，并且直到1989年去世都一直保持对政府决策的最终裁决，在国内加强什叶派伊斯兰“圣法”并指挥强烈反对美国的“大撒旦”国外运动。
伊朗宗教起义是独特而非唯一的。宗教革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现世的政党和领导人的政治表现基本上仍旧是为了渴望得到财富和权力，只是偶尔寻求特定的宗教支持。但从穆罕默德时代开始，穆斯林人都认为中宗教和政治是密切交织的。另外，在1947—1973年间以色列人与阿拉伯国家交战的胜利激起了所有穆斯林的宗教意识，这是因为对军事失败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认为由于他们没有很好的遵从编纂在“圣法”当中的上帝意愿，而这是上帝对他们的一种惩罚。但是霍梅尼和其他伊朗什叶派的领导者很快发现在20世纪将圣法应用到不断发展的全球化经济中需要痛苦的背离律法的信条。沙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统治者和更狂热的宗教改革者如在1970年获得利比亚政权的卡扎菲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是以色列人、美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或印度人等一些局外人或非信教者都认为穆斯林的政治叛乱很难妥善得到解决。穆斯林国家的世俗统治者也搞到十分尴尬。部分麻烦是由一小部分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引起的，但有时经常和背井离乡的巴勒斯坦人有关系，他们尤其但又不仅只对以色列人诉诸恐怖袭击。
外交的困境展现了这种混乱。例如美国在1973年战争之后给埃及和以色列同时提供武器和援助。美国也尝试通过“和平进程”进行协调，希望最终能在以色列和埃及（1979年）、约旦（1994年）之间达成正式的和平条约，甚至想在真正的和平或以色列内部和平没有实现之前就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93—1994年）间实现一种实际上不稳固的协议。此时美国正在援助伊拉克世俗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当他袭击霍梅尼统治伊朗时美国在这场激烈但毫无效果的战争（1980—1989年）中为伊拉克提供武器；但是当萨达姆·20世纪50转而袭击富产石油的邻国科威特时，战线发生了巨变。当看到从波斯湾安全输出石油面临新的危险时，美国派遣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力量参战，并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盟友的支持下经过短暂的战斗就击败了伊拉克（1991年）。
之后第二年当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和穆斯林的波斯尼亚等相互对立的宗教群体对立的宗教团体（1992年）在波西尼亚开始一场让人感到痛苦内战时，穆斯林和基督徒间始料未及的一幕冲突在欧洲大地上演。这次美国支持穆斯林和克罗地亚而反对塞尔维亚，并且最后联合欧洲和俄罗斯支持派遣一支远征军到波黑执行在1995年达成的停火谈判。但是就像以色列一样，持久的和平没有出现，未来仍充满着未知数。
俄罗斯也面临着穆斯林的难题，不仅在阿富汗还是在1994—1996年在俄罗斯人和车臣间爆发了激烈而毫无效果的战争的高加索地区。其他的动乱包括为保卫他们世俗民族主义而反对穆斯林政党的土耳其和世俗军事政权受到宗教暴力反抗的阿尔及利亚。在法国和德国也有无数的穆斯林移民如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德国的土耳其人等产生了构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却没有威胁到公共和平；然而，在印度和中国作为少数民族的穆斯林也偶尔被暴露出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