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根据中央计划的苏联模式不可能达到所要求的效用。政府计划要求工厂管理者每年都要根据计划生产出一定数目的所有产品。奖金和处罚取决于是否按时生产出计划所规定的产品数量。因此，经常为数量而牺牲质量。因此，消费品经常质量很差而且也时常短缺，因为苏联将大部分的工业成果和质量管理人员都投入到了希望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生产中。结果与俄罗斯统治者自信的预测他们可以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相反，苏联的国民经济远远落后；苏维埃人民慢慢的再也不相信政府为他们所许诺的美好未来。
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共产主义声称的理想的破灭，所以工厂管理者就不再能有效的使用劳动力、燃料和原料。相反不太可靠的燃料和零部件供应迫使他们即使在萧条时期都要藏匿人力和原料，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确保在最后一刻完成中央计划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当没有新的农村人力资源和新的原材料储备时，工业生产停止增长，农业产量也在天气不好的年景中减少；当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所许诺的未来时，生产极其复杂军备所付出的代价再也让人无法容忍。
在1973年之后的很长时间中，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出口，从而减轻了这些严重的困难。苏联拥有大量的石油储备，因此，可以通过出口石油来购买食物和其他必需的进口物资。这也抵消了与外部世界的账目，但是并没有缩小苏联浪费生产与其他地方有效生产之间的差距。
此后，随着1982年后石油价格的下跌，苏联面临着摆脱共产主义经济管理体系的弱点和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在1983年之后，里根总统说服国会批准一个富有雄心的军备项目，即想通过开发一种武器可以在空中拦截原子武器的设备来结束现存的僵持局面。美国付出很大代价的研究却取得了有限的成果，但是苏联很快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同美国开始研究的由计算机控制的“智能武器”的新技术相竞争。
而红军在阿富汗所遭遇的始料未及的失败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消沉的意志。苏联—阿富汗战争（1978—1979年）与之前美国在越南的经验极其相似，因为俄国最初介入是为了支持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共产主义政权正如美国试图帮助一个摇摇欲坠的饭共产主义政权一样。此外，正如中国和俄国的武装有效的援助越南的共产主义事业一样，美国政府也秘密的为阿富汗的游击队提供了战争必需的武器和弹药。而且完全相同的是大部分阿富汗人热爱穆斯林而不是共产主义事业，因为阿富汗共产主义者很明显是外国入侵者的傀儡。
随着共产主义信念在俄国几近完全丧失，在阿富汗继续行动的代价和同美国的军备竞赛所付出的代价一样让人不堪忍受。因此，1985年开始执政的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同美国签订了拆除并销毁所有中程核弹，并于1989年开始从阿富汗撤撤出红军的协议。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缓解外部的压力可以让他以开放和重组的方法提高苏联的经济效率。但是开放意味着允许对现存政治和权威的批评，并且通过自上而下颁布命令的重组无法缓解低效运行的经济。而且一旦公众批评被解禁，比戈尔巴乔夫所希望或想象的更加剧烈的变化首先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之后又在苏联内部开始发生。
结果真的令人惊讶。在1989年当戈尔巴乔夫禁止动用红军像早期那样镇压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众运动时，他已经默许了东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突然解体。戈尔巴乔夫甚至同意允许被解放了的东德在1990年与德国其他部分统一，这对西欧和世界的势力均衡有着深远的影响。之后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转而反抗俄罗斯的统治。仓促组织的选举批准了它们的独立，结果造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1991年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俄罗斯共和国新选举的总统叶利钦掌握了俄国的政治领导权。
叶利钦开始尝试在俄国建立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东欧和中亚的其他前共产主义也不同程度成功地仿效了这种做法。而这却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但很少有群众暴乱发生；而且到处的人们都希望社会沿着更加自由、民主的道路发展。但是旧的道路不能立刻全部改变。例如在农村俄国仍保留了以前的集体农场，而俄国工厂向私人所有和管理的转变中并没有立刻实现有效的运作。相反陈旧的机器、浪费的生产和落后的质量监控仍然预示着将会生产出价格及高而质量很差的产品。这样就很难能够同海外进口商品相竞争，但是放弃现有的工厂而重新开始是不现实的选择，因为这将意味着大规模失业和更大的短缺。如何将俄国和前苏维埃国家的经济适应新形式的管理直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未来几十年后的世界事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虽然苏联解体是1973年之后世界事务的主要事件，但并不是唯一的事件。第二个可能具有同样影响力的转变取决于长期盛行的民族爱国主义的削弱和宗教、种族认同感的加强。
世界范围宗教认同感的复兴影响了穆斯林、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