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一些人取得成功，而同时其他人却遭受了由不断变化的市场价格所支配的剧烈变化。
由于日本和西欧（除英国外）都比美国更牢固的依赖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所以他们在从旧的商业活动向类似的新方向转变中往往落后于美国。此时在远东地区，中国和几个“小虎”——特别是香港、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领先世界其他地区，这主要因为优越的教育和中国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供应。非洲、穆斯林世界、拉丁美洲和印度的落后部分因为人口对地区资源的压力，部分由于私人和公共管理者不愿或没有能力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中获得成功。
占据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命运显得尤为突出。在1961年向俄国挑战之后，中国政府寻求让美国成为抵制苏联的筹码。美国也看到了迅速分裂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利益，并因此，在1972年打开了与中国外交关系。但中国却继续困扰在不断加剧的内部动乱中。毛泽东和其他掌权的资深政治家憎恶他们的政治成就中所夹杂的官僚腐败。因此，他们尝试通过以号召年轻的红卫兵来攻击已经确立的特权（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动用武力），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年）来再次点燃革命的激情。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只增加了不稳定性，但到在1981年激进分子被从政权中铲除；邓小平开创了为中国打开世界市场的新政策，但同时也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邓小平解散了农村公社并允许农民家庭自主生产和买卖。而且给予一些工业（主要是消费品）类似的自由，这也说服了海外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以快速增长的规模来投资建立新的工厂。沿海地区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的出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但是许多中国内陆省份的经济状况却几乎没有改善，而且共产主义的专政激起了人们的愤恨，就像在1989年天安门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所展现的那样。
此外，人口增长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工业污染的加剧为中国的生态平衡又带了不稳定的因素。对一些（但不是全部）经济活动开放的自由市场也背离了共产主义平等的思想。因此，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政府感到自身处于一种权衡的之中，即一方面保持官方对共产主义的信封，而另一方面，要允许自由市场以及设法避开赖斯美国和其他地方就国内所实行的不公平贸易和政治压力的批评。
但是其他工业社会国内所存在的困难比起苏联在1973年所经历的动乱都显得黯然失色。苏联在1932年五年计划开始后确立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一些尚未开发的可利用资源如水力、煤、石油、铁和其他矿物等以及可以被动员起来参加建设和工厂工作而尚未被雇佣的农民大军。在四十年中数百万这样的工人将新资源投入到生产中，保证了工业产品的迅速增长。人力和原料使用的浪费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接下来的五年计划（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动员而加快）让大部分俄国人离开了农村，而这么做并没有减少农业产量，因为拖拉机和收割机的使用可以维持进入到矿厂和新工业城市人们的生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俄国人口出生率突然下降，而且到1970年代只有在中亚和穆斯林人种才有农村劳动力的储备。同时可以轻易获得的新资源已经耗竭，所以劳动力和原料必须要得到有效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