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和苏联万一爆发全面战争所产生的巨大灾难的恐惧是军备竞争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附带结果。在两个超级大国声明它们都不愿意冒着最终对抗的风险之后，它们的盟友得出的结论就是致命的核武器将不太可能用于相互对抗之中。1966年法国退出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建立），同时中国谴责俄国背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并发起通过以公有制为基础来扩大工业和农村农业产量而迈进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得到了惨痛的失败、并进而引发了严重饥荒，而此时俄国撤出帮助中国建设新工业（至少包括制造原子弹工厂）的技术人员而使情况更加恶化。
此后不久，中俄间的争执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一些作为摆脱俄罗斯控制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府倾向于中国，其他的轻率地选择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俄国人显然不能控制其他国家中的共产主义政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争论完全掩饰了长期充斥于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民族、文化和种族反感。在美国冷战联盟的队伍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显然尤其在1950年代比任何地方都能更好地契合政治事实的欧洲，由俄国领导的联盟和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冷战队伍已经精疲力竭。
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美国和苏联间的敌对影响了这些地区其他更深层次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并不是简单的契合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以新的民族主义和革命语言（通常马克思主义）所粉饰的充满差异的文化经常通过种族或宗教情绪而不断的恶化，并且非洲、亚洲和中东的政治带来了一种独特而充满冲突的气氛。
俄罗斯在1961年之后与中国的争执中就遭遇了这种现实。1964—1973年，美国在越南更是极为痛苦的遭遇了这种情况。美国最初开始派兵到越南是为了帮助南越非共产主义政权防御来自北方的共产主义颠覆。起初看来这就像在韩国所发生的一样，而且美国冷战原则要求帮助任何一个试图保卫自己不被强大的共产主义所占领的政府。但是越南的现实不同于韩国。韩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美国的努力下和为反对北方的俄国傀儡的情况下才被动员起来，而越南这种关系刚好相反。大多数越南人看来南越统治者是外国白人——首先是法国人（直至1945年），之后是美国人掌握的傀儡。因此，在1964年之后民族主义和种族情绪共同支持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革命，努力推翻了新的美帝国主义。当激烈的战争爆发时，俄国的军事供应帮助越南扭转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式装备。
美国政府在很长时间里都隐瞒了他们在越南的政治现实。甚至在经过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南越士兵那种糟糕的表现和战斗在共产主义一边的士兵那种坚忍不拔的作风都无可置疑地显示了公众反对美国干涉的情绪。之后当很多国内的美国开始反对战争时，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决定1973年从越南撤军、并不再支持南越。于是，共产主义者很快占领并再次将南北统一为一个国家。
在美国人中一种愤怒的困惑压倒了好意的流露，但这是由谁造成的呢？在越南所遭受的显而易见而始料未及的失败激起了国内的争执，并在1974年当尼克松在1972年涉及非法选举的行为被公开时，尼克松被迫辞职。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连续动乱所产生的极其忧虑的困惑尤为盛行。冷战明确的目标和早期的胜利显然经受不起这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经历，同时国内迅速的通货膨胀和突然上涨的石油价格打破了从1945年起所盛行的经济繁荣。没有人知道该怎样做，而且同样的困惑很快开始困扰着苏联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
很多地方都产生了大量的地方冲突。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仍然继续争吵，而且东巴基斯坦在印度武装支持下发动起义并于1971年建立了独立的孟加拉国。在非洲的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为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斗争和在这些国家中经常演变为地方暴力的派系斗争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比较大的骚乱包括在1967—1970年间比夫拉为了从尼日利亚中脱离而毫无成效的努力，1960—1978年为了控制富产的铜矿的扎伊尔省的军事争夺以及1977—1978年东非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激烈的战争。这些都无一例外的表现了种族而非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是扮演者为斗争双方供应武器的大国很难置身事外。
1947年，当新生的犹太人的以色列国通过武装一边反对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控制巴勒斯坦）、一边反对从穆斯林征服时就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而得以存在，中东也成为冲突的温床。犹太人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毁灭欧洲犹太民族的影响而极大地激发了民族主义和宗教情感。纳粹将数百万犹太人从他们欧洲的家园中驱逐出来，并以专门设计的毒气舱室来杀害他们。至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六百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魔掌中。幸存的人认识到很难再继续生活在欧洲。因此，很多欧洲犹太人认为唯一能够避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