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瓶颈方面。大型工业装置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都以这种方式来运作。全新的首先是范围，不是一个工厂而是整个工业成为计划目标的一个普通的单位，第二是可以通过思考来改善现存的执行方式和材料局限。这种效果极其明显，发明速度加快，并且以先前从未有的速度和明确性来有计划的解决特殊的技术问题。这就像一个盲人摸索着通过一个陌生的房间后突然看到光明一样。
这种有计划发明的出现是人类理性的巨大胜利。理性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也在其他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胜利。例如通过凯恩斯（1946年去世）等人的研究经济学获得了巨大进步。通过认真思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困扰着英国的大萧条，凯恩斯认识到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影响货币供应和信誉的国家政策是调节经济活动层面的主要因素。这种观点通过越来越多的反应具体经济活动的详细数据而不断完善，这也让经济学家可以在政府没有完全压制经济繁荣和凋敝轮流交替（在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更早时期已经被证明这样做代价很大）的情况下，有能力向政府提出如何来通过调整税收和货币政策而达到控制的目的。事实上这种间接控制实际上已经确定的超过了共产主义命令式的经济管理方法，从这一点来说通过熟练的市场管理机制可以完全更好的实现对供需关系的调节。
人类理性在科学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不断胜利与20世纪非理性层面上的个人动机和活动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对立局面。原则上至少当处理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学而不是其他事情时，理性或许可以容许非理性的行为。而这也仅在经济科学中才会出现。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无论这意味着说服人们在买新的香皂、还是引导公众为候选人投票或将新兵训练成为懂得服从的军人，管理者可以在呼吁人们心理一些非理性层面中使用理性的思考。
将这种技术更加广泛和系统的应用于社会将把人类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保护者和任人摆布的人、精英和大众。通过将每一种行业的领导责任都置于党员肩上的共产主义社会至少会明确的接受这种观念。法西斯主义者的信条强调意愿和勇气而不是理性，但同样也是精英统治。这种源自18世纪的民主理论否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任何根本的差异，但是西方世界民主国家中的行政和专业实践也符合精英统治的模式。大众对精英，非理性主义对理智，自发性对控制是整个20世纪西方所经历的一种明显相互矛盾的不同层面。
另一方面，随着考古学和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使得世界历史第一次呈现出一种真正存在的可能性，而在19世纪影响已经很大的以时间为线索的历史观点也在继续的扩大着自己的领地。沃斯伍德·斯宾格勒（1936年去世）和阿诺德·汤因比（1975年去世）这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将其他文明与其自己的文明同等看待。将欧洲、中国或其他所有地区的人类经历断然置于中心，并且忽视和蔑视除此以外地区的历史观点已经失去了根基，但是却没有出现一种对人类过去的理解可以让人普遍接受的模式。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在苏联成为一种教条，但在其他地方并未对此达成共识。
由数量不断扩大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自治性所引发的大量观点的差异完全符合早期西方多元主义的传统。从宏观的时间视野出发，我们甚至会发现当代看似混乱的迷茫蕴含着统一的特性。几乎没有哪个社会像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世界所经历过的那种革新。在思想和实践，科学、艺术和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经济管理中的持续的变革推动西方生活模式继续支配全世界，并且使欧洲和它的海外波及范围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不断将人类纳入到一个在全球范围中整体互动的世界性文化心脏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