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人同欧洲人遭遇冲突时欧洲人总是通过优越的军事力量向非洲人施加压力，而这样有时会产生表达非洲人悲愤和绝望情绪的狂热的伊斯兰运动。如在1837年由当地阿尔及利亚人在麦加附近建立的沙努西拖钵僧兄弟会；这个兄弟会遍及撒哈拉沙漠东部的绿洲，在那里他们带头长期反抗那些游牧居民，因为这些游牧民乐意看到那里沙漠地带的领土被法国和意大利费尽心机的兼并。在苏丹，另外一个穆斯林圣人穆罕默德·艾哈麦德在1886年向他的追随者宣布：他是马赫迪，即伊斯兰教的重建者。他发起了对刚在尼罗河上游地区建立统治的土耳其—埃及统治者的反抗。但是宗教的热情经受不住炮火的冲击，在1896—1898年，英国军队和埃及统治者协同行动再次征服了苏丹并且摧毁了马赫迪的军队。
这种穆斯林运动不会给非洲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新景致，因为狂热的宗教兄弟会团体常常在宗教复兴以前就转变为对领土的征服，例如19世纪沙努西和马赫迪派运动就是这样。然而，基督教传教士却带来很多新事物如学校、医院、带有非洲语言的文学和对西方文明的知识和技术基础的大概认识等。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规模在整个19世纪中都是不断趋于稳定。教会学校逐渐造就了一群非洲人，他们接受了西方模式和思想的正规教育。这经常让他们与任何传统的生活方式相背离。因此，随着西方教育模式的出现，传统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支柱崩溃了。
回顾非洲1978年以前的主要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在20世纪后期受到西方模式教育的人注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1850年、甚至是1878年，欧洲教育和其他形式对非洲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因为直到这时非洲本土政治体系像很多世纪以前一样控制着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欧洲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渗透仍然不太强烈，除了在最南端首先进入该地区的布尔人（荷兰人）为了逃避英国在开普殖民地（1815年建立）的统治，而于1830年代在奥兰治河一带与军事力量占优的班图部落发生了冲突。另外，如乍得湖附近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博尔努王国和突然兴起的祖鲁军事专制王国（1817年建立其建立者沙卡（1787—1828年）通过用近距离使用的重矛代替了传统的投掷器来武装士兵来改革军事战术。产生的结果非常如同古代希腊引进希腊方阵战术一样，实际上沙卡的军队以不同的年龄段来组织，并使军队常年保持战备状态，与古代斯巴达莱克格斯的体制不太相似。）等控制了大部分内陆地区。但是在一些居住条件好的地区没有出现一些类似于国家的任何事物，这是由于家庭和乡村纽带足以满足居民的所有需要、并且没有出现强大的外来者要求定期收税。
到1914年，政治和经济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除埃塞俄比亚以外，非洲当地的统治者和国家仅是作为外国帝国管理的一个委托人和附庸而存在，并且非洲大陆所有地区至少在表面上都没有逃脱被并入到一个或另外一个国家结构中的命运。这些发生的如此之快，究其原因又在哪里呢？
一方面是技术因素：工业革命使欧洲入侵者能够克服从前一直阻碍文明的生活方式传播到非洲的交通通讯困难。位于刚果河口瀑布上游的汽船能够自由地上下航行。当汽船与绕过瀑布的铁路相连时，新的运输系统就使比利时资本家开发内陆地区丰富的铜矿的计划变得可行了。那里没有缺乏可通航的河流，所以铁路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铁路使欧洲人能够到达南非的金矿和钻石矿、肯尼亚的咖啡种植园，这些正是英国资本和殖民者积极着手开发的。
当对疾病的传播进行了科学的研究之后，欧洲人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蚊子和苍蝇的叮咬时，非洲疾病也不再那么恐怖了。但是在整个非洲人中，对疟疾和昏睡病的任何有效的控制方法是在欧洲殖民机构建立之后才出现的，而大部分地区到了二战时才有。
然而，当所有值得考虑的因素都满足于经济和技术条件时，欧洲人开始对非洲的渗透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对主要殖民国家的心理影响。传教士的事业极其重要，由著名传教士戴维·利文斯敦所组织的受到良好宣传的探险增强了英国在非洲传教的兴趣。从1849年到1873年利文斯顿去世的时候，他为数百万英国和美国人戏剧化地表现了在非洲探险的奇遇。他在非洲内陆失踪和被非洲第二个探险者斯坦利（1904年逝世）所“发现”的事情通过报纸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但是斯坦利主要的兴趣在非洲的经济潜力，而不是拯救灵魂，后来他在刚果的生涯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欧洲人认为这两种事业并不相互冲突。相反拓展贸易和宣扬基督教是密切相关的。西方文明的优点让欧洲人会轻易地相信自己有一种道德的责任将非洲人纳入到文明的范围之中，甚至是使用武力。因此，上百万怀有良好意图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成为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因此，在临近19世纪末期的时候只要这些文明标准的持有者（传教士、商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陷入到当地统治者所带来的麻烦中，欧洲政府都更加乐意的派遣士兵到世界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