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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经济的变化有助于解释19世纪在非洲大量国家的建立。大部分基本的情况几乎都没有记录，所以美洲的农作物如玉米、花生和红薯等首先被引进到非洲不同地区的具体时间、地点都无法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农作物被引进的任何地方里，粮食生产都得到了迅猛的增长。这使得人口得以增长，而后更加密集的人口可以为强国的兴起提供必须得士兵和其他专家。
同时运行的第二个经济转变是奴隶贸易的禁止和对非洲商品如象牙和棕榈油等的求的增长。西非的奴隶贸易在18世纪到达顶峰，但是从英国福音派基督教改革者为先锋的人道主义原则出发认为应当禁止（1807年）从西非的奴隶进口，并最终（1833年）几乎消除了奴隶进口。1933年之后英国政府在西非海域建立一个海军中队，这支军队根据指令拦截贩卖奴隶的船只。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有奴隶被捕获时都被运到塞拉里昂英国海军基地，并在此放归自由。在这里产生一种极不正常的混居，并且在很久之前在非洲这个地区就有狂热的基督教人口。
只有阿拉伯人进行东非的奴隶贸易。该地的奴隶贸易不断扩大，一直持续到1860年代在英国外交和海军威慑下第一次限制并最终在1897年废除了该地的奴隶贸易时。
而正是由于奴隶贸易的兴盛才让一些沿海的统治者建立了大量的国家，如西非的贝宁国王和东非的桑给巴尔苏丹王国。因为捕获奴隶从根本上严重破坏了非洲的财富和人口，因此，禁止奴隶贸易必然有助于为以后国家的建立提供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基础。
随着奴隶贸易的衰落，欧洲机器制衣和其他产品与各种非洲原材料的交换不断增长。组织这类贸易并从中收税并无损国家建立的基础，另一方面，欧洲和商人也发现向非洲出口武器有利可图。随着象牙贸易的增长，狩猎者可以使用新枪来猎杀大象。枪也给统治者和酋长带来了很多好处，他们可以让士兵使用一些新式武器。随着效能好的军火的传播，包括一些像在祖鲁战争中诞生的锋利的长矛和西非博尔努王国的装甲骑兵等优越的武器都完全过时了。当然，这为整个非洲政治体系带来了一种让人极度不安的因素。
这些在农业、贸易和武器上的影响深远的变革足以颠覆非洲社会。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因素。狂热的穆斯林教徒的活动增加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变革，而这个种变革在185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非洲的穆斯林传教几乎和伊斯兰教一样久远。并且在整个19世纪中对穆罕默德的信仰不断扩大到新的地区，直到20世纪传教的方式与以前都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异。在东非和西非大多数国家的统治者都发现穆斯林律法的思想非常有助于对国家的统治和扩张他们的权力。例如在阿散蒂王国（现代的加纳）尽管很多地方仍然保持着多神教信仰，而且穆斯林并未深入到阿散蒂村庄仅是停留在表面层次，但是组织健全的阿散蒂王国的王室中有一个穆斯林律法专家组织帮助统治者管理他的日常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