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初，对于欧洲人来说非洲仍然是一个“黑暗的大陆”，而此时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连广泛散布于太平洋的岛屿（为方便起见将相连的土地以“大洋洲”这个术语表示）仅被欧洲航海家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探索。在所有记载的历史中，这些土地都处于文明生活的边缘地位。但是在1850年之后非洲和大洋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扩张的力量，并且迅速的卷入到了互动的人类社会体系之中，而这个体系不断地将整个全球都囊括起来。
非洲和大洋洲自古以来隔绝和落后基本上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大洋洲包含了一些珊瑚礁，这些微小的土地散布于浩瀚的太平洋之上。直到1759年，当能够让欧洲航海家精确的测量经度和纬度的天文钟发明之前，船只不可能找到任何较小的岛礁。这意味着系统的绘制大西洋图表被推迟到了18世纪中后期，并且仅在1820年代，当源于聚集在高纬度太平洋地区的抹香鲸的体油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业元素时，许多欧洲和美洲的船只才开始穿越在太平洋南部海域。
至于澳大利亚，陆地的大部分都是贫瘠的沙漠。在东部沿海足够的降雨让这个地方有这迷人的景致，而海岸线却被珊瑚礁所环卫使得船只就不能此停靠。以石器时代采集者和狩猎者的方式生活的土著居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欧洲人用来贸易，因此，在很多世纪中船只都不驶向澳大利亚。然而，在18世纪后半期，当英国海军系统的绘制了澳大利亚海岸线地图时，想象当中的大分水岭以南地区在东海岸被发现。为了缓解英国监狱的压力以及让这些罪犯在远离家乡的地球的另一面创造新的、更好的生活，于是在1778年，英国将装满罪犯的船只驶向了悉尼港口。作为缓解英吉利大不列颠岛贫困和人口过剩的慈善计划的一部分，在半个世纪之后即1840年，人们在更遥远而更具吸引力的新西兰岛上定居。在大洋洲的另一边、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直到1850年已经深深地受到了美国传教士的捕鲸者的影响。波利尼西亚人、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大洋洲其他居民没有任何能力抵抗西方进一步的侵入。事实上他们都要遭到灭绝的危险，因为他们显示了在面对西方船只所带来的疾病时是极其脆弱的。
1850年，非洲呈现出了更加复杂和多变的景象。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北非是从法老时代开始的文明历史的缩影。埃塞俄比亚和位于西非的尼罗河上游地区谷也孕育了长达千年之久的文明国家和帝国。来自印度、中东、印度尼西亚和欧洲的商人在非洲沿岸进行贸易，如果没有上千年的时间，至少也已经长达数几百年了，并且在东非和非洲南部的赞比西河附近存在着繁荣的港口。在非洲内陆有许多的王国，一些系统的进行着战争和奴隶贸易，一些更倾向于和平。
尽管存在上述情况，尽管总体上非洲靠近早期文明出现的中心地带，但是整个非洲还是落后于欧洲和亚洲。三个地理因素可以解释这个情况出现的原因。
首先，非洲的土壤和气候普遍不适于耕种。大陆大部分地区降雨不足。广阔的撒哈拉沙漠几乎不能维持人们的生活。沙漠化造成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划分，只有骆驼商队可以克服任何障碍而跨越撒哈拉沙漠。位于大陆西南部的一大片地区也是沙漠：喀拉哈里沙漠。这些沙漠被广泛延伸而只能用于饲养骆驼的半干旱的土地所包围。当然在非洲还有一些优良的灌溉地区，例如条件较好的刚果盆地和西非沿岸。这些地区日常降雨造就了赤道的热带雨林。砍伐这种雨林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并且由于太多的降雨都把土壤表层中植物生长所必需的矿物质冲刷掉了，造成了这里的土壤通常都很贫瘠。只有东非高原（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和南非的沿海地区（纳塔尔，好望角）拥有真正优良的耕地，但这只占整个大陆的小部分。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早期非洲农民可耕作的农作物没有在欧洲和亚洲所耕种的多产。从印度尼西亚引进块根农作物（大概在基督时代开始和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大约1500年）很大程度上平衡了这种情况。从美洲引进的玉米尤其重要。玉米在西部海岸传播让那些具备玉米耕种土壤和降雨的地区人口取得大量增长。
非洲落后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在大陆大部分地区流行着让人变得衰弱的疾病。昏睡病、疟疾和黄热病尤其流行。昏睡病是由舌蝇传播的寄生物引起的。这种疾病传染人和骆驼，并且除此之外直到今天这种病仍然让适于人类居住的肥沃而诱人的土地闲置。实际上这种舌蝇在很长时间里阻止了人类对大部分非洲地区的破坏。苍蝇通常吸食羚羊的血液，但是对羚羊没有太大的危害，因为这种野外的牧群对这种人和骆驼致命的寄生物有免疫力。狩猎的人们对于在羚羊身上广泛传播的传染病非常脆弱，所以不能长期以捕食羚羊为生。因此，在苍蝇生存的区域，尤其是对于狮子来讲人类必须放弃食肉者的角色。
对于非洲人来讲，幸运的是苍蝇没有滋生于非洲大陆的整个地区。疟蚊所携带的疟疾更是广泛的传播，但是非洲尼格罗人对这种疾病有很强的免疫力。这是因为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