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准备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外国的技术和思想时，其社会秩序和良好的政府却第一次经历了影响深远的崩溃。日本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暹罗也是这样，国王拉玛五世（1851—1868年）开创了对欧洲商人和士兵需求极端的顺应，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因此，暹罗（1939年更名为泰国）直到现在都一直保持着独立。至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保留了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国家的领导利用其权力实现了日本社会面貌革命性的变化。他们最终削弱了领导阶层传统的基础，但是在新的政治形态和观念兴起之前无力在日本人中维持一种有效的凝聚力。
一旦幕府的首领允许外国船只进入日本港口（1845年），形势就再也无法扭转了。反对并最终推翻幕府统治（1886年）的武士集团希望驱除外国人，但是其领袖认识到只有日本的船只能够和外国战舰相匹敌、并击败它们时这样的愿望才能实现。因此，拥有现代的陆军和海军成为日本的首要目标。日本人刻不容缓地开始了这一计划。他们引进专家并派遣使团购买了现代战舰和海防大炮。但是日本人最初的目标是能够在国内生产出现代战争所需的武器。这显然需要各种新式工厂、制造业和采矿业。换句话说，实现军事强大的努力很快促使了日本统治者发起自己的工业革命。
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确信在管理者、工程师和工人的培养方面存在很多的困难。一些早期的工厂无法有效运转，还有一些结果成为了劣质的产品。但是日本人从没有改善它们的性能。通常他们以复制极其相似的外国产品开始，并且不断地取得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转向战时生产时，欧洲制造的商品几乎从亚洲市场上消失。显然日本可以占领亚洲的纺织业和其他轻工业产品的市场。战后欧洲产品变得更加实用时，日本的产品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地位。廉价劳动力和高效的新机器制造了在价格方面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低成本产品。
在日本的工业发展中政府扮演着一个非常积极的中心角色。早期很多新的工厂都是政府出资兴建的，在经过起初的建设投资和实现生产之后工厂就转变到了私人手中。后来大量的私人工业在日本出现时，政府的意愿和政策仍起到很大的作用。它们永无休止的追求利润。日本公司常常争取荣耀和威信，工厂管理者认为有责任为国家服务、服从上级并培养和保护下级。这种态度直接来源于统治日本很多世纪的武士道精神。英勇、忍耐和忠诚等古老的武士道品质在建立、管理新钢铁厂、纺织厂、造船船坞及类似的部门中找到了广泛的发挥空间。
公司和工厂内部的人际关系往往也是以武士和农民这种古老的关系来塑造的。即工业管理者发布命令和进行指导、工人服从，但是作为回报管理者维护并照顾工人一切生活。在经济萧条时没有工人被解雇，反而是为工人寻找新的工作或是将工作分摊到这些人手中。回报是期望工人绝对忠诚和严格服从，并且做到几乎永远可靠。经常扰乱欧洲国家的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业动荡在日本几乎不存在。
另外，“外方分工制”巧妙的动员了先前存在的手工工场和小的家庭作坊生产新的物品。这意味着大企业可以为手工业家庭展现一种蓝图、并尽可能地提供原料、动力工具和承诺等，另外，以确保这些家庭能够宽松的生活的价格来收购产品。在高层次和低层次的个人及家庭间这种传统的互惠责任保证了“外方分工制”的顺利运作。
对这种讲求遵从和责任的古代宗族模式的适当修改显然在工业关系中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即将和已经引进的新的且不断更新的技术没有打断命令和服从关系，因为这种相互间明确的义务和责任非常类似于一些被无条件的准备接受的传统的日本生活。
因此，直到20世纪中期使日本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工业、技术和科学进步未能同自由、民主思想和议会政府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确在起初阶段，开放国家与外国接触并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政策未受到普遍欢迎。一个民主的政权不可能彻底的执行这种政策。当日本社会的普通成员还不能瞥见最终的胜利，而只是看到了周围的传统生活方式被恣意破坏和蔑视。只有通过呼吁对天皇的一贯忠诚和强调视天皇为神的神道教的民族主义诉求，自上而下的日本革命才能克服起初的困难。
日本政府创建的西式陆军和海军也以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融合了新旧元素。根据古老而极度谨慎的原则来讲只有天生的武士阶层才有统领军队的权力。因此，在1872年中曾在4年前策动“明治维新”的武士集团决定引入普遍兵役制。由于此时欧洲所具有的一切事物在日本的高层统治者中都有着极大的威望，而他们这是受到了同时期法国和德国的实践影响。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他们需要军事力量去抗衡在“明治维新”中被排挤出权力之外的大量充满怨恨的武士宗族。政府已经摧毁了宗族所有制的土地结构并废除了封建义务和特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瓦解潜在的敌人和敌对的团体，而并未从社会正义这一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