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大部分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穆斯林都把穆斯林的思想和准则同这些毫无疑问来自西方的技术和知识严格地区别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实现真正的创造力和发自内心的自信，的确在1850—1945年间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享誉世界的穆斯林人物。
同样在经济方面，现代工业未能有效的扎根于穆斯林地区。与发明速度极高的早期相比，此时的新商业和技术改进往往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例如欧洲的管理者改造了埃及和伊拉克的灌溉系统，结果开辟了新的耕地并且这些土地可以暂时的供应这两个国家的农业新增人口。同样在1930年代占据波斯湾大部分的石油工业由外国人进行指导并管理。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穆斯林独立的首创精神已不再重要。
然而，伊斯兰教却并没有衰落。仍有数百万人保持着对穆罕默德的忠诚，即使是在大多数被西化的人中还普遍保持着可以将非信教者同穆斯林相区分的宗教仪式。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长期的对抗中穆斯林文明的继承者很难抛弃其宗教信仰，因为这似乎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背叛，而且也是一种文化变节。
另外，在世界一些重要地区中长期持续对伊斯兰教皈依的进程一直延续到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例如在中非和西非的部分地区就是如此，那里的伊斯兰教士在与同样苦于和欧洲殖民统治密切联系的基督教传教士的竞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穆斯林在失去统治集团的地位并和同命相连的印度教徒、佛教徒邻居及前臣民一样屈服于西方的政治统治后，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内部约束力空前高涨。
1945年以前在世界上七分之一的人口当中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这些人就是承认穆罕默德是上帝的先知的穆斯林教徒。相反曾遭受穆斯林统治的两个重要社会群体：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和印度的印度教徒都比较成功地应对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挑战。
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塞尔维亚对土耳其统治的反抗一直持续到1912—1913年，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合的努力下将土耳其赶出欧洲，使得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地除了一些零星的立足之地以外几乎全部丧失，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从1803年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起义和外交危机从奥斯曼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强烈煽动农民和城镇居民、充满仇恨和冲突的民族主义让巴尔干半岛在整个19世纪成为一个政治的火药桶。
与穆斯林不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没有明显感受到传统东正教与西方现代化道路是不可协调的。所以这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相适应的，并且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是经过民族主义政府谨慎的推行，因为对于一个较小的政府而言国家的实力和安全要求当地的武器制造厂和通讯网络系统能够快捷的转移到任何有危险的边境地区，所以政府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努力就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巴尔干半岛社会随之同西方的结合似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因为即使在罗马时代帝国中讲希腊语和讲拉丁语的两部分间的文化鸿沟都很大。
印度教徒
印度的印度教徒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非常不同于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在1857年经历一场短暂的、令人震惊的哗变似乎要威胁英国在印度的政权以后，一个表面仁慈但实质独断专行、并且其成员大多是从英国大学招募的行政部门在印度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所体现的自由准则限制了这些公职人员利用政府权力来强制规划任何形式的经济发展，英国人认为任何形式的贸易和制造业最好掌握在私人手中。但是他们修建了相互连接的铁路网，前所未有地将整个次大陆联系起来。另外，英国统治者建立了一套教授内容与英国学校和大学中完全相同的教育体系，并在所有上层机构中使用英语。绝大多数印度人都没有进入这类学校。即使如此这些学校和大学还是造就一群为数不多的但极具影响力的被英国化了的印度人，他们大部分在政府中任职，起初是协助而后来逐步从英国官员手中接管职权。
在这一框架中，印度对西方文明的反应是在和平而相对迅速的状态下进行的。经济的革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来人，如帕西人、希腊人、英国人以及其他人等。几乎没有印度准备将私人资本投入到新工业和商业等风险投资中，他们愿意将其积累的盈余资金投入到旧式的农村高利贷中或用来购买土地。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由于英国供给线部分的中断，这就要求印度的官员们必须立即找到一种可替代的资源以供应数千个迫切的项目。因此，努力建立新的工业并扩大已有工业已迫在眉睫。在战时条件下私人公司和国家企业间的区别不断淡化或甚至消失了。因此，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通过建立战时应急措施逐渐产生了一种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在政治方面，印度对英国势力的反应是强烈而独特的。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早在19世纪罗易，罗姆·莫罕（1833年去世）在印度就采用英国的思想和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