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被胜利者所瓜分，伊斯兰教在政治上的命运陷入到了低谷。在这场决定性的灾难到来之前，随着巴尔干地区新独立的基督教国家的兴起，或欧洲殖民政权在非洲的建立，伊斯兰世界在巴尔干和非洲的西部领地都被剥夺了。扩张于东方的伊斯兰教也遭到了同样命运。在菲律宾南部的美国人、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印度西北边界的英国、中亚的俄国人都包围了穆斯林国家和民族，并且迫使他们接受耻辱的统治。从此仅有贯穿于历史上的伊斯兰中心、位于这一狭长地带的国家尽管衰败但依旧保持着独立，如阿富汗、伊朗和奥斯曼帝国。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却至少预示了一个地区的政治复兴。被激怒的土耳其人悲愤的坚决反对胜利者所签订的和平条约。在既是一个果断的将军又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1881—1938年）的领导下，土耳其人成功保卫了家乡安那托利亚，并且在1923年使欧洲列强承认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的收复。穆斯塔法·凯末尔在热血的战争中塑造的新的、革命性的土耳其共和国政权是世俗化、民族化，同时对反对以个人财产和权利为代价来无限制的扩大政府权威的自由（道德）准则全然漠视。激烈的国内改革，包括废除伊斯兰教的官方地位（政教分离）、把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这座不可改造的城市迁到安卡拉以及强制的改变行为习惯（例如妇女揭开面纱）等，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生活。这些方案都进行过积极的、有效的宣传，而这些宣传是试图培养土耳其人民强烈的荣誉感和呼吁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支持这个政权。
官方的努力成功地克服了农民冷漠的情绪，并且激发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另一方面，难以磨灭的伊斯兰教情结仍然根深蒂固，1945年以后政府发展现代工业的努力只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绩。土耳其共和国的确成功地唤起了大众的支持和参与公共活动的热情，但是，麻烦就在于这种部分基于伊斯兰教、部分基于土耳其人尚武传统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开始复苏。而这些态度和价值观念通常不适合于工业主义，所以往往妨碍了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
在伊朗和阿拉伯地区，这种困境表现地更为强烈。1925年，篡位者礼萨·巴列维夺取了波斯的政权并且开始了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这种改革与同时期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土耳其所推行的相类似。但是新沙阿（伊朗国王）的权力仍然脆弱、波斯的伊斯兰教信仰仍然极其强大，结果造成了其现代化发展远远滞后于土耳其。阿富汗的情况也一样，尽管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恢复了比之前几十年更有实际意义的独立。
然而，在阿拉伯国家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巨变有着不同的反应。1919年签订的和平条约将阿拉伯世界中比较富有和稳定的地区委任给英国和法国殖民当局进行统治。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进行了些许抵抗后就很快就屈服了。然而，在阿拉伯半岛经由伊本·沙特所取得胜利引起了清教徒式的瓦哈比改革运动开始快速发展，从18世纪这场运动兴起以来，伊本·沙特家族一直是瓦哈比改革者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主要保护者。到1925年，伊本·沙特征服了大部分阿拉伯半岛，尤其是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圣城。
但极具讽刺的是，伊本·沙特不是用获得的新权力在伊斯兰教圣地实现瓦哈比关于建立一个真正取悦于安拉的社会和政府的理想，反而在其统治的城市中引进了一些置于中央控制之下的设施，如公路、飞机和电报通讯等。在伊本·沙特政权建立后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中，西方商人在阿拉伯半岛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并且以购买开采权来开采石油的方式开始为这个统治王朝带来了炫目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瓦哈比改革的道德力量迅速崩溃、并随着源于石油带来的新财富而变节。
世俗主义也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得到了迅速发展。最重要的是寻求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瓜分中东的法、英两国手中得到政治独立的心情极为焦虑。伊拉克在1932年至少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他阿拉伯国家才迎来真正的独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梦想那个所有阿拉伯人完全统一于真理旗帜之下的早期伊斯兰教的荣耀。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由法、英两国所强加的现存政治框架内，这种泛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却超越了其试图作用的范围。由于各种讲阿拉伯语的亚洲和非洲地区存在深刻的差异，所以泛阿拉伯思想是不实际的、直到现在也是一样。此外，伊斯兰教的准则成为极端束缚各种现代国家的基石。但是自古以来阿拉伯人的意识都同伊斯兰教紧密而不可分离的联系在一起，所以世俗主义者和非伊斯兰的改革运动，如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改革和伊朗的礼萨·巴列维国王的改革等都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
这样的政治经历是极其悲惨的，在1850—1945年间穆斯林民族的文化或经济史中几乎不存在任何足以缓解这种趋势的事情。传统的穆斯林教育系统与教授西方科目的新式学校并存。这种制度的分歧与思想分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