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中期，伊斯兰文明继承人面临的困境极其明确，那就是如何没有伊斯兰（信仰）的情况下塑造穆斯林（国家）。也就是说在面对西方时，伊斯兰的政治领袖和文化精英要以何种方式保持伊斯兰文化的特性，而同时又摆脱让人无法容忍的、僵化的伊斯兰神法，这种神法在很长世纪里确立、并支配了伊斯兰文明的统一。
迄今为止（1978年），唯一获得很多支持的反应就是借用西方语言中的“民族”概念作为建立现代化、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基础。但是，将穆斯林分割为许多较小的国家却产生了不好等的效果，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有可能强大的足以重新恢复伊斯兰在世界中的骄人地位。同伊斯兰“普世主义”不可调和的民族主义有着更多的缺点。由于伊斯兰教的导师和传教士们必然会强烈的反对不再遵循由穆罕默德所昭示的上帝意愿的政权，所以统治伊斯兰社会的任何现代的、具有世俗观念的政府都无法获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因此，民族主义仍然不适合于政府，就像伊斯兰神法一样令人感到别扭，民族主义与现代政府、人们思维习惯的不相容性存在于伊斯兰所陷入到的极度困境的根源中，而这种困境是在想成功地处理西方人对其传统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中形成的。
在守旧毫无希望之时，穆斯林帝国明显衰弱了，对于西方挑战的回应无力而迟钝。终究穆斯林还是坚定地相信安拉支配世界，如果安拉乐意颠覆穆斯林帝国，并且迫使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屈从于异教徒的统治，那么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除了耐心等待上帝神意的显现而别无他法。唯一合乎逻辑的是主张任何变化（如果必须要有变化）都应该更严格的遵守《古兰经》的戒律，也就是返回到清教徒式的、严苛的早期伊斯兰教当中。这一主
张是由瓦哈比改革者提出的，从18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以阿拉伯半岛成为基础。这种基于伊斯兰教基本的承诺和设想的主张在现实中是难以抗拒的。瓦哈比的任何改革都是超越个体、个人的层面；除了荒芜的阿拉伯半岛以外的所有地区，这些改革的执行都是由于政治的问题，但是这种思想路线影响了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很多敏感而认真的穆斯林教徒。
当然，有一些信徒是持对立的观点。在1839年以后，意味着效仿西方军事、法律、政治模式的改革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政策，并且从1850年代以后，在日常事务方面开始显现出实际的差别。很多土耳其人的确认可这种应对西方压迫的方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将所选择的政策路线同伊斯兰原则相调和。只有真正不再信仰穆罕默德预言的人才能够有意识的倡导效仿一些外国的、非穆斯林的方式。结果造成了奥斯曼社会的改革者缺乏支持，他们经常成为（或常被认为是）西方外交官的木偶或玩物。
在1879年至1908年间，苏丹阿卜杜拉·哈密德改变了策略。他反对改革，反而回到了早期奥斯曼苏丹的独裁统治中。他努力的激发穆斯林教徒支持奥斯曼国家的情感，但是这种的尝试未能奏效，这是由于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十分不喜欢将阿卜杜拉·哈密德的主张当成是哈里发的指示（即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另外，他使军队现代化的努力让他惹祸上身。那些学习西方技术（炮兵学习数学、军医学习医学等）的年轻官员希望分享权利。在1908年，就是这个团体——青年土耳其组织——策划了政变推翻了阿卜杜拉·哈密德。不久之后，在巴尔干半岛战争（1912—1913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中，奥斯曼帝国几乎失去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