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发生、并且开始改变欧洲的国家，供西方外交官、士兵、商人和传教士所支配的军事、经济和知识力量增长取得了极大增长。当亚洲各主要的文明都证明无法以传统方式抵御西方入侵者时，在1850—1860年这十年间开始了一个十分危机的时期。
标志着亚洲对西方防御崩溃的公众事件接连发生。首先是1850年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起义领导者的部分思想是在同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过程中形成。可以确定的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基督教因素往往随着时间而消退，尤其突出的是当西方列强不再支持起义者反对清政府时。但是清政府为了竭力扑灭这次历时十四年、并影响大半个中国的起义，帝国的统治者就必须给予西方的武器装备、以及与这些致命的新式装备有联系的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腾出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作用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视外国人为附庸蛮夷的中国传统成为一个彻底的闹剧。在1839—41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冒险家蜂拥到了在条约中规定对外国人开放的港口。他们迫切着手通过向中国人销售机器制品而赚取财富，并且断然拒绝扮演儒家传统为外国商人所规定的一种谦卑的角色。在中国人看来最糟糕的是：这些爆发的商人在与中国官方任何的争吵中，在他们的背后都会得到西方的枪炮和外交官的支持。这次打击以极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方式教育了中国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无法说服自己放弃儒家方式来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因此，直到20世纪中国仍然是虚弱而无力的应付西方，最重要的不是其固有的国家实力和力量的局限，而是中国社会领导者和统治者不能放弃其祖先一直运用很好的方式。
中国无力抵制西方压迫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现实的教材。由于日本海岸防御无力阻止装备良好的战舰，从1638年就发挥作用的、严厉的闭关政策再也不能抵制西方海军力量的决心。很多日本人都坚定的承认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蒙羞的事实。然而，大部分日本人的反应仅是对外国人强烈的反感。当1853年美国派遣由海军准将佩里指挥的四艘战舰到达日本，并要求有权使用日本的港口用于通商和作为为航行于旧金山和上海之间的船只加装煤炭的基地时，这种情绪变得极其激烈。德川幕府开始犹豫不决，之后接受了美国的条件（1854年）。这在爱国者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对，他们对幕府的领导者不满，认为屈服于外国要求的日本政府是不可原谅的、软弱的。很多反抗者寄希望于天皇，当再次反抗外国海军的失利让德川幕府进一步失去人们的信任时，天皇的权力通过明治维新（1868年）得到了实际恢复。但极具讽刺的是，以天皇名义推翻德川幕府的人一旦掌握政权，他们认为驱逐西方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政治机密。甚至在1854年佩里叩关之前就有很多日本人致力于这一事业，之后更是有越来越多的爱国的日本人开始系统地钻研那些使西方国家强大的技术和知识。为了保卫国家，他们显然要认真地改造国家。
没有哪个民族对西方的优势的反应像日本人做的那样尽力和成功。三个庞大的穆斯林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尔帝国——尤其不成功。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中，奥斯曼土耳其与英国、法国并肩战胜俄国，讽刺的是，土耳其付出的代价比早期败于俄罗斯时还要沉重。先前苏丹虽然丧失了领土，但仍然掌握着统治权。但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及之后，土耳其政府认识到为了沿着自由主义、当然是西方的道路对传统的奥斯曼制度进行“改革”，就必须遵从西方外交官的建议。苏丹及其政府官员（不涉及帝国的穆斯林平民）有时能够破坏这种令人厌恶的改革，但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对这种变化感到不高兴和抱怨，而这种变化似乎只是对帝国基督教臣民有利、并且经常违背伊斯兰原则。由于帝国生存明显依赖一个个欧洲大国的支持，这样苏丹就无法摆脱令人厌恶的西方干涉。直到1870年代，英国扮演着土耳其主要保护国的角色，之后（1890年代），德国成为苏丹寻求支持的首要保护国。
印度莫卧尔帝国的命运表明缺少外援的强大穆斯林国家将会发生什么。当1857年在印度为英国服役的印度士兵得知土耳其战胜俄国的消息后，在“印度兵”中掀起大量的、反对他们外国雇主的起义。这些士兵（一些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只是简单地威胁将英国人驱赶到大海中，他们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没有获得印度普通大众的支持。因此，英国能够从本土派遣增援部队并打败起义者。之后，议会决定压制作为英国政权在印度的合法机构东印度公司，并且让伦敦内阁指定的总督进行直接统治。莫卧尔帝国也正式宣告灭亡。穆斯林在印度的统治权不复存在，大多数印度人随即遭遇到英国的统治。
对于穆斯林来说，伊朗的情况同样感到令人不安。英国和俄国的代理人竞相争夺对波斯和阿富汗王室的影响，他们交替地补给军队或派遣远征军来入侵该地区。当地统治者几乎无法摆脱充当一个又一个外国资助者傀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