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政策引导的知识无用思想并不意味着艺术的衰落。相反，穆斯林世界的大帝国兴起确保了对建筑和各种艺术创作充足而相对稳定的资助。例如，伊斯法罕就是由Shah Abbas大帝下令修建的一座花园城市。它是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宏伟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杰作之一。以相对较小但仍然非常宏伟的规模，印度的泰姬陵于1632—1653年被修建得符合莫卧尔皇帝的品味。波斯艺术也继续繁荣到17世纪。在印度，当画家把波斯的技巧用于表现印度教的宗教主题时，新的发展就出现了。这种绘画吸引了“拉其普特”地主阶层，他们的波斯化文化和对莫卧尔帝国所服的军役的确没有使他们抛弃祖先的印度教信仰。
的确，除了用当代西欧文化发展速度的标准外，无论以什么作标准，1500—1700年伊斯兰教都是处于繁荣时期。因此，没有衰落，也没有停滞，充满活力的发展是描述这个时期伊斯兰教社会的最恰当词语。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这得益于事后聪明——也正是在这些成功地岁月里，伊斯兰教没有抓住甚至注意欧洲人正开始把经济和知识的双重压力给他们带来的重大挑战。
穆斯林统治下的其他宗教
在从穆斯林转向远东文化地区之前，我们必须先简要地论述那些发现自己被穆斯林统治或处于不断扩张的伊斯兰教世界边缘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历史。此外，作为奥斯曼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巴尔干的东正教教徒的命运也值得关注。
1500—1700年，印度教在印度复兴。穆斯林征服剥夺了国家对印度教的支持，虽然新统治者宽容大多数宗教仪式。这实际上迫使印度教走向街头，一群圣徒和诗人在街头，用各种新形式的崇拜对象取代印度古代无形的宗教信仰。
圣徒和印度教复兴者柴坦雅（Chaitanya，卒于1527年）被其忠实追随者视为克利须那神（Chrishna）的化身。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狂热信徒，他们反对种姓区分和其他宗教外表形式，以利于实行强烈感情的公共崇拜仪式。柴坦雅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孟加拉度过，那里的新兴教派有效地阻止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这意味着随着印度社会逐渐向东推进并驯服了恒河三角洲丛林地区，再次皈依印度教而不是伊斯兰教变成了融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当然，今天伊斯兰教国家孟加拉与印度之间的孟加拉河分界线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伊斯兰教曾经沿着这条边界取得巨大的成功。
两位重要的诗人苏尔·达斯（Sur Das，卒于1563年）和图里斯·达斯（Tulsi Das，卒于1623年）在复兴印度教方面甚至比柴坦雅的贡献更大，因为他们的影响不局限于一个教派。他们都从丰富的印度教神话中取材，用印地语诗歌给予表达。他们因此，创作了一一列圣歌和赞美诗，适合宗教仪式，并且被讲印地语的印度普通大众所理解。图里斯集中注意罗摩神，而苏尔则更喜欢克里须那神，但是这些神祇都被看作毗湿奴神的化身。因此，印度教的两大改革家的教义没有冲突。除了柴坦雅的追随者外，其他人都不批评古代梵文的宗教虔诚或者婆罗门教仪式。日常宗教在印地语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对神圣但人性化的神的崇拜而产生的亲切感使印度教广泛流行，完全能够抵制穆斯林和基督教传教士宣扬的教义，因为通过这些神祇，虔诚的信徒能够在公共宗教狂欢时刻进入神秘的神我合一境界。虽然1565年后政治衰落改变了形式，但是不能完全消灭印度教的精神。绝大多数印度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忠于祖先流传下来的变幻无常的宗教。
在三个较小的民族中，佛教复兴为国家宗教：锡兰的Singhalese、缅甸的缅甸民族、泰国的泰族。在每个国家中，佛教都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保护这些民族不受多种语言的、世界性的宗教信仰的侵袭：首先是伊斯兰教，其次是基督教。这些民族起初欢迎基督教徒，至少部分地是对长期穆斯林压力的抵制，但是当欧洲人似乎以重要形式威胁他们的传统方式时，这些民族就制定了孤立和退缩的政策。直到19世纪，这样建立起来的隔离外来者的障碍才再次在新来的欧洲人猛烈攻击下崩溃。
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基督徒臣民必然与他们的土耳其主人享有许多共同的经历。希腊东征教徒对拉丁世界的偏见与穆斯林一样深刻。因此，毫不奇怪，当大教长西里尔·鲁卡里斯（Cyril Lukaris）发起讨论来自西欧的加尔文教徒和天主教徒提出的问题时，他的努力取得了很小的成功。压倒多数的东正教教堂满足于他们从教父和4、5世纪主教会议继承下来的教义。但是，医务人员接触了来自意大利和欧洲其他科学中心的新思想。最能干的希腊医生在帕都亚大学接受过教育，他们在求学时代吸收了多方面的西欧文化。这些人提供了微弱但极其重要的联系纽带，通过这条纽带，基督教世界彼此分离的两大部分的知识联系被维持了。
当苏丹停止从巴尔干西部蛮荒之地的基督教山村招募他的奴隶家族时，奥斯曼政府与基督教臣民共同体之间关系终于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