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要求随着完全确信的狂热而提出，通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军事胜利而维持，它把一种深刻的动荡因素引进了伊斯兰教王国。因为如果萨法维的要求是正当的，那么所有其他穆斯林统治者当然就都是篡位者。在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一些什叶派的重要集团准备同情地服从这种思想。的确，沙阿·伊斯梅尔的支持者造成了1514年安纳托利亚地区大规模叛乱，以狂热的宗教情绪蔑视奥斯曼帝国的权威。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是迅速而有效的：苏丹“冷酷者”塞利姆（Selim，1512—1520年在位）平定了安纳托利亚的叛乱，残忍地俘虏了没受影响地区的剩余人口。这防止了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什叶派集团公开叛乱。接着他极力反对伊斯玛仪，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没有铲除动荡的根源，因为苏丹禁卫军拒绝继续反对异端的沙阿。在此后的一系列战役中，塞利姆兼并了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因与伊斯玛仪、以及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建立了联盟，从而控制了宗教战略中心麦加和麦地那。他的继位者“立法者”苏莱曼（1520—1566年在位）在国内树立逊尼派为正统，集中力量打击什叶派异端。他创建了由国家支持的逊尼派宗教学院，在帝国所有重要城市举办由国家控制的宗教仪式。这种政策在早期可能会引发最强烈的抵抗；但是逊尼派学者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苏莱曼的规定，这部分地是因为国家俸禄的引诱，部分地是他们惧怕沙阿·伊斯梅尔的宗教狂热和动荡、以及沙阿·伊斯梅尔的宗教革命危及整个伊斯兰教。
大约从1514年起，沙阿·伊斯梅尔发现，宗教革命的烈火需要加以控制。他召集伊斯兰教世界各地什叶派“十二宗派”的律法学者，在他们的帮助下，着手去除各种错误信仰，净化教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迫害逊尼派和什叶派内部不同意见的宗派，没收他们的财产。与此同时，作为最初伊斯兰教活跃力量的大众宣传活动被引向几乎接近正统的渠道。与当时新教牧师“教义简答”给其追随者思想打下的烙印一样，“十二宗派”原则在几乎整个伊斯兰教臣民中也非常熟悉地流传开来。
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决斗，充分表现在萨法维与奥斯曼皇帝的冲突之中，而且使其他穆斯林国家和民族经常面临尴尬的两难选择。各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长期的、传统的、和地方性的分裂随时可能爆发为激烈斗争。宗教原则逐渐变成政治忠诚的试金石。印度莫卧尔帝国的处境特别尴尬。在他们命运的最低潮时，莫卧尔王朝的创立者巴布尔（卒于1530年）及其儿子胡马雍（1530—1556年在位）公开承认什叶派教义，以期从沙阿那里取得急需的支持。后来当他们在印度的地位似乎更强大时，他们又谴责伊斯兰教什叶派，宣布脱离它，以利于逊尼派的教义。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统治时期，莫卧尔帝国势力第一次得到巩固，他更喜欢声称自己独立于宗教权威之外。他体验过印度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虔诚形式，直到令人烦恼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丑闻出现。
在阿巴斯大帝（Shah Abbas，1587—1629年在位）统治下，萨菲国家实力达到顶峰，但是到那时，宗教定罪已经减弱了——至少在宫廷圈子里。奥斯曼帝国担心也出现同样的松弛现象，1638年，苏丹政府与以前的敌人达成了长期停站协议。1656年后，新任大维齐尔穆罕默德·库普日里（Mohammed Kuprili）为首的改革派政府取得了君士坦丁堡的权力，实际上允许什叶派秘密成员再次自由地在奥斯曼社会活动，宗教紧张气氛的确大大缓和了。一个有趣的后果是在两百多年里，在克里特、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南部地区，基督教首次再度大规模转化为伊斯兰教，那些地区的异端伊斯兰教苦修僧团体变得特别活跃。
知识倒退和艺术进步
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什叶派分裂的文化反弹如它的政治—军事后果一样深远。波斯诗歌源泉枯竭了，因为这种诗歌所依赖的介于神圣与人类之爱之间的微妙模糊是把伊斯梅尔追随者革除教籍。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说，逊尼派伊斯兰教徒学者不能履行他们的社会职责。逊尼派伊斯兰教学者们没能主动回击什叶派的挑战——即声称宗教教义的真实性。相反，他们诉诸武力，到处镇压竞争者和批评者。因此，当后来欧洲思想和知识明确质疑传统的穆斯林知识时，奥斯曼帝国的学术阶层无法及时地研究新学术。通过躲在奥斯曼国家警察力量的背后，他们逃避了一次挑战，“神圣律法”的专家们也拒绝严肃地对待第二次挑战，也许因为害怕在力图应付基督教世界新知识的同时，遭到来自伊斯兰教世界内部的宗教攻击。他们觉得更好的方法是重申《古兰经》，回忆《神圣律法》的注释，因而确保真主安拉的恩典。只要穆斯林的军事力量仍然强大到足以平等地应付所有外来者，那么这种顽固的保守主义和反知识思想就必然是一种可维持的姿态。只有到1700年后，当各地的穆斯林国家力量不能抵抗新兴的竞争者时，它的最终代价才变得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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