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稠密、以前孤立的地区而没有免疫力的人口身上。
但是，文明地区的人口已经长期遭受各种传染病的侵袭。的确——也许除了梅毒之外——在旧大陆的文明社会人口中，没有重大的新疾病似乎找到了大量受害者在等着它的侵袭。相反，以前所知道的流行病逐渐变成了地方性疾病。因此，到1700年，地方性瘟疫不再在节制人口增长方面起什么重要作用了。文明社会人口在现代之所以急剧增长，很可能就与疾病性质和影响范围的变化有关。现有统计资料显然表明，1600—1750年，欧洲、中国、印度、中东至少部分地区，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到那个时候，海洋航行带来的流行病后果才被感觉到，美洲粮食作物已经开始大量种植。另一方面，1800年前现代科学的医学对人口的影响很小，即使在欧洲，在中国或印度，影响就更小了，对现代早期阶段的人口增长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显然，通过海洋传播的新疾病的后果非常有利于欧洲人。他们故乡的人口没有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且很快就开始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而在美洲和其他遥远的地区，疾病的突然侵袭削弱了当地对欧洲统治的抵抗。即使在旧大陆，中亚地区最后一个成功地抵抗过文明社会军队的游牧民族联盟的瓦解（1757年）也不是枪炮的作用，而是天花的作用。
欧洲的知识和技术发明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平面上，在为欧洲在反对世界其他地区敌对文化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方面，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后果也发挥了极大作用。因为欧洲人能够获得所有已经定居人类的世界所储存的新技术和知识，用于丰富和扩充自己的技术和文化。正如他们封建时代的祖先，骑士战争技术赋予西欧人短暂的陆上军事优势一样，早期近代的海上优势也向欧洲水手传递了一种安全感，以致他们认为能够用天真而自信的好奇心审视他们所遇到的一切，渴望了解和发现，随时准备从其他民族的工具箱里借鉴任何喜欢的东西。以他们扩大了的世界知识和天才为基础，欧洲技术发明和天赋的迸发是必然而，令人肃然起敬的结果。
没有任何其他文明以类似欧洲那样的冒险精神，对海洋航行开辟的新可能性作出反应。玩弄外来新奇东西的现象的确出现了，特别是在远东，但是任何敌视古老而现存传统、滋扰中国官吏心灵的东西都不能长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反应甚至更加消极。与古代真理相悖的任何东西都被简单粗暴地排斥和否定——或者压根就不注意。
欧洲的反应多么同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的震撼完全动摇了欧洲社会的根基，破坏了欧洲文明的中世纪结构！地理大发现的刺激及其之后的探险活动，并不是欧洲转型的唯一原因。欧洲文明内部长期且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至少像来自外部的任何东西一样，也做出了贡献。因此，考察这些内部力量及其相互作用将是我们下一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