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开始复兴到1200年的两个多世纪里，对阿拉伯和拜占庭文化传统中吸引西欧人的任何东西的渴望，加上勇敢和充满活力的创造性，为中世纪欧洲文化赋予了新的光芒，这只有古代希腊作为中东文化模式的学徒并最终超越它的时代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在西班牙和南部意大利，学者们组织了系统地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的工作。大量专业著作和百科全书式的信息因此，被增加到以前绝大部分为宗教著作的拉丁语文化遗产中。其中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语产生的影响特别大。西欧人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发现了一种理性的、完整的、有说服力的宇宙观，但是，这种宇宙观是异教的。对那些拒绝自愿放弃任何知识传统的人来说，把亚里士多德思想与基督教真理调和起来的任务是极其关键的，无论是新来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还是旧的基督教信仰。
欧洲文化的一个层面——总体上来自蛮族世界的遗产，特别是骑士生活方式——也需要融入基督教模式，因为10世纪的野蛮和暴力与基督教的爱、希望和慈善相距甚远。
这些挑战最初都遇到了不计后果的抛弃。圣安瑟伦（卒于1109年）和彼得·阿贝拉德（卒于1142年）似乎已经感觉到，如果人们坚决而严肃地追求理性，那么人类理性与基督教信仰必将互相支持。因此，圣安瑟伦发现可以证明基督道成肉身的逻辑必要性，彼得·阿贝拉德开始对基督教作家之间围绕教义的争论而展开了批评性研究。与此同时，在法学领域，修道士格拉先（约1140年）从正反两方面有力地论证了教会法本身的自相矛盾，而欧内乌斯（Irnerius，约卒于1130年）则开始系统地研究罗马法，以期找到打开严重影响欧洲地方性习惯法的普遍混乱大门的钥匙。对这种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尝试一下的。
1000年后西欧的复兴还可以从被称为“罗曼式”风格的大型石头建筑的发展所证明。西欧建筑师显然放弃了以前占有一席之地的拜占庭建筑风格，而更喜爱残存的罗马巴西利卡和早期基督教堂所提供的建筑风格。以同样异常的自信心，蛮族的暴力通过诸如十字军（1096年开始）等事业而至少部分地被基督教化了，此外，还通过发展骑士理想，要求武装人员扶助弱者，向妇女献殷勤，保护“圣母”的教堂等。
约1200—1300年间，中世纪欧洲文化复兴的最初热忱发展出更复杂、动荡、但更丰富的内容。基督教信仰、宗教修会、对历史权威的天真接受，与人类理性、世俗、关键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尖锐了。但是这些紧张关系以各种各样的、混乱的方式暂时有效地被缓解了，因此，形成了中世纪文化的一个伟大高氵朝——13世纪的综合——从此一群重要的敏感的西方人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这些。
在神学领域，信仰和理性被圣托马斯·阿奎那（卒于1274年）和大阿尔伯特（卒于1280年）完全调和了。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罗列了权威性的观点，并对许多信仰和伦理道德问题，仔细推导出答案。他的著作很快就被认为是半官方的基督教教义阐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其他一些观点因此，被巧妙地用于提高基督教真理，而且根据信仰与理性绝不可能相互矛盾的总体原则，有些神学真理不能轻易达到无需外界帮助的理性，所以必须通过神圣的启示才能向人类传授。但是阿奎那并非没有批评者。其中最有影响的批评者怀疑其冗长的逻辑证据，他们更喜欢来自神秘体验的神圣事物的确定性、和通过密切观察而获得的世俗事务知识，而不喜欢依靠感觉提供的信息。如思想家波拿文都纳（卒于1274年）和罗杰·培根（1294年）就代表了松散的柏拉图主义（和弗兰西斯修会）的知识传统，这种知识传统有意识地反对敌对的多米尼克修会的阿奎那和大阿尔伯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在行动方面，多样性和差异性比综合性更加明显；但是敌对的趋势和理想彼此以给予人类冲动广泛空间的方法而达到平衡。例如，基督教的骑士制度被“浪漫主义的”理想所抗衡，这种理想强调宫廷（即斯通的）爱情和在追求感官享受时敢于冒险的行为准则。或者，散布于纺织工人和其他手工业者中的异端遇到了弗兰西斯和多米尼克托钵僧团的宗教虔诚的抵制。与其他修道士不同，托钵僧团就在俗人中间生活和工作，他们布道、照顾病人、帮助穷人和无依无靠者，用另一种方式为基督教理想提供了实践证明。弗兰西斯修会的创立者圣弗兰西斯（卒于1226年）和多米尼克修会的创立者圣多米尼克（卒于1221年）都是这种新基督教感情爆发的最重要领袖。但是这里也存在困难，因为圣弗兰西斯对圣洁的强烈追求促使他濒于异端的边缘。他的一些门徒批评教皇和主教没有效仿基督和使徒过贫穷生活（像托钵僧团原则上所做的那样），这就已经滑过了边缘，尽管他们的圣徒创立者一直勒令不许越雷池一步。经过长期立法后，这些“精神上的”弗兰西斯修士被谴责为异端，尽管（或因为）他们极端虔诚。
13世纪的文学活动表达了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和感情，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