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该会议由皇帝西吉斯蒙德（1414—1417年在位）召集，在瑞士的康斯坦茨城举行。类似的普遍教皇君主制再也不能在这种经历中幸存下来。
在转向关注中世纪欧洲文化巩固之前，代表制和议会制政府的发展必须先交代一下。这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制度有两个源泉。一方面，教会法认为，主教必须由主教区内的全体教士选举产生，共同关心的事务必须通过教会领导人会议协商解决，无论是在地方性的宗教会议上还是在全体主教会议上。特别是在14世纪，相互敌对的教皇都声称拥有对教会的最高领导权，教会改革家阐述了详细的观点，论证利用宗教公会议解决争端的方法。有些人甚至争辩说，所有合法权威都应该来自被管辖区域内的人的同意，这些同意由指定或选举出来的代表表达出来。这种思想随时可能转化到世俗政府，这些世俗政府的统治者与其臣民之间的传统关系为议会发展的第二个来源提供了条件。各级王公贵族不得不一直与其附庸协商，特别是在进行新的重大活动之前。最初，这种协商主要发挥两种功能：解决贵族随从之间的争端，详细讨论是否进行特定的军事行动。此外，现在还应该加上批准“协助金”，即王公贵族为了某些公共事业而需要的货币捐纳。
随着时间的推移，协助金变得越来越重要。许多骑士或骑士领地占有者（去世的骑士未成年的幼子）向领主交纳货币，代替应召亲自服役。因此，骑士军役有时被折算成固定的货币。这使国王能够招募一批支付军饷的作战人员，就事情的性质来说，他们对国王的服从高于对分布全国各地的地方领主的服从。
但是一旦货币事务变成国王与其附庸之间协商的主题，那么把城市代表也纳入宫廷似乎就是明智的，当然，市民也是最肥沃的现金来源。市民代表通常与贵族地主代表分开，就坐于一个单独的房间或“等级”里。高级教士也组成一个单独的等级，因为他们也处于教皇的领导下，与世俗权威具有特别的法律关系。用这种稍微偶然的方式，欧洲每个重要王国的国王或王公就王国境内所有非常重大利益的问题与代表协商就变成了习惯，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税收问题，和其他普遍关心的事务，因为代表们很快便发现，直到国王纠正弊政——或者至少承诺这么做，他们才批准新税收。
通过这种代表制度，欧洲国家内部重大的利益冲突都找到了或多或少有效的表达场所。农民利益的代表很少，城市手工业者也是被遗忘的人群。但是在涉及有产者和纳税人的大多数事务中，他们的声音还是能够被听到的。
因此，欧洲的政治巩固措施就把社会中的最活跃成分以其他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方式卷入了政治过程。统治者、地主和商人之间比较密切的合作因而得到了保障。例如，任何欧洲政府就很难像中国明朝皇帝那样，不顾诸如船主和水手等大规模集团的利益，禁止建造任何航海船只。公共行政官员虽然有些犹豫不决，但是总体上有效地保护臣民经济利益的意识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欧洲政府的机构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像贸易和商业一样，欧洲各国政府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也正是基于同样原因，它们能够适应新的经济企业形式——特别是当革新似乎可能带来额外的税收收入时。
文化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