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伯武士多少还与被征服者隔绝。欧麦尔建立了特别的驻军城市，阿拉伯人在部落首领的管辖下定居于这些城市。每个武士获得来自租税的一份军饷，租税大致按照传统的罗马和波斯官僚机构的方法征收。这套制度起初运行良好，甚至当伊斯兰教团体从最初领导人传到能力稍逊的人手中之后，它仍然有效地运行。
644年，当欧麦尔被暗杀时，它第一次面临着考验。倭马亚家族的一个部落首领继承了哈里发的位置，直至750年。倭马亚王朝以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作为都城。倭马亚哈里发的权力取决于他们在扮演三种截然不同的角色时精心保持平衡。首先，哈里发必须平衡阿拉伯各个酋长和部落之间的关系，以防他们互相敌对。他还必须掌管从罗马和波斯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官僚机构，并利用它向大多数人口征税。第三，哈里发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充当穆斯林团体的宗教领袖。
在这三种角色中，倭马亚家族没有充分扮演好的角色是第三种。那些力图了解安拉意志并严格践行的严肃而虔诚的人不满于倭马亚王朝带来的前景。只要军事成功不断持续下去，那么这种不满就不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但是715年后，当穆斯林第一次遭到沉重失败时，一些虔诚的反对派要求胜任的、由安拉选择的哈里发，这就变成了一件严肃的事情。
作为大量人口的管理者，倭马亚王朝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许多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其他宗教的追随者发现伊斯兰教教义简单、法律精确、在现实中大获成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从原则上说，这些皈依者加入信徒行列是受欢迎的。但是当皈依意味着免除税收——正如最初的事情那样——那么宗教的成功则意味着严重的财政拮据。此外，穆斯林团体仍然按照部落而组织，部落不能也不会欢迎众多外来人加入自己的行列。阿拉伯人轻蔑地看待新近皈依的人，也不把他们当作伊斯兰教团体中的完全平等成员，而公然不顾穆罕默德启示中的命令。
744年，有争议的继位引发了内战，上述各种紧张关系都达到顶峰。内战以倭马亚王朝（除了倭马亚家族一个后裔在西班牙声称拥有权力）被推翻结束。当一个叫做“阿巴斯”的阿拉伯家族获胜，并把都城建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时，阿拉伯驻军的特权地位也取消了。他们的军事支柱是波斯的皈依者。因此，毫不奇怪，从一开始，阿巴斯王朝的政策就带有强烈的萨珊波斯前辈的风格。以前非常重要的阿拉伯部落集团解体了，因为部落驻军不再像倭马亚王朝时期那样从部落酋长那里获得报酬。在阿拉伯人区域，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保留着，因此，部落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帝国的农耕地区，阿拉伯人与其他人口融合起来，他们通常是地主，或享有其他特权地位，但是很快就忘记了他们的部落身份和纪律。而熟悉的帝国模式取代了所有的行政管理，伊朗和突厥或其他雇佣兵则越来越成了哈里发军事力量的核心。
这些与非常古老的帝国先驱大相径庭的做法满足了皈依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的需要，他们现在像其他地方的每个人一样，是遥不可及的哈里发的臣民。但是这些变化根本无法满足虔诚的穆斯林的要求，他们热衷于探究安拉的意志究竟有什么特殊性。阿巴斯王朝政治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对后世伊斯兰教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前朝把宗教权威与军事和政治领袖地位联系起来不同，阿巴斯王朝把具有宗教意义的所有事务的管辖权悄悄地转移给拥有伊斯兰教知识的专家——他们被统称为“乌里玛”。
穆斯林的经典和神圣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