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基督徒的信仰提供了复杂的哲学阐述，为它打上了独特的柏拉图哲学的色彩。
随着日耳曼人入侵和接踵而至的动荡（378—511年），拉丁西方的城市中心被破坏了，修道院变成基督教虔诚信仰、教育和文化的最活跃中心。最早的基督教修士走进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他们曾经在那里以各自的方式追求成圣。教会管理者很快就觉得需要管理和控制一些修士的极端修道行为。在教会的希腊语地区，圣巴塞尔（约卒于379年）制定的修道行为规则被后世广泛采用。当纳西亚的圣本尼迪克（约529年）根据在卡西诺山修道院担任院长的亲身经历而制定的《规则》管理修道士生活时，拉丁修道院制度最后定型。巴塞尔和本尼迪克的规则都把祈祷和礼拜当作修道的核心。体力劳动、阅读和其他活动都服从——至少在原则上——对上帝的崇拜这个主旨。在一个充满暴力和野蛮的时代，虔诚地侍奉上帝的修士团体是暴风雨中心灵宁静的孤岛。特别是在拉丁西方，修道院变成了经常被称为“黑暗的时代”里保存了最少量知识文化的重要机构。
随着罗马帝国西部政府，即帝国的拉丁语各行省的衰落，教会必然采取独立的态度面对世俗政权，世俗政权更像赤裸裸的、毁灭性的掠夺者。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正统基督教，确实把最强大的日耳曼王国正式置于教皇的基督教范围之内；但是克洛维及其后继者的行为勉强接受了基督教的些许训诫。查士丁尼的漫长征服战争给意大利带来了贫穷和政治混乱，削弱了教皇的权威，使他无法在罗马城之外行使任何权力。相反，在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领导下的东部教会仍然与帝国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希腊教会像政府的一个部门那样运行，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大教长勇敢地宣布帝国的法令为异端。
一个内部分裂为希腊语语、拉丁语、叙利亚语和科普特语教会的基督教共同体在抵御伊斯兰教的进攻方面，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由于来自南面的阿拉伯征服正好对应来自北面再次发生的进攻遥相呼应，北面草原游牧民族再次全体迁徙，穿越基督教世界防御薄弱的边界，引起局势动荡。
伊斯兰教扩张引起的世界平衡变化将是下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