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依赖祭司和贵族家族，包括阿尔达希尔本人的家族，长期珍惜的地方传统。但是不同圣地之间存在着令人尴尬的教义差异。于是萨珊国王下令建立琐罗亚斯德教的标准教义《阿维斯塔》（Avesta）。他们还下令琐罗亚斯德的遗产必须通过借鉴希腊、印度作家而加以丰富。虽然经过改革后的教义书是连贯而完整的，但是这种信仰从未在萨珊王国的城市中扎根。然而，贵族似乎足够快乐，因为叛乱、篡位和暗杀国王——这是当时罗马的秩序——在波斯仍然很罕见。换句话说，在萨珊波斯，王位和祭坛缔结了联盟，这几乎z早于君士坦丁在罗马境内缔结类似联盟一个世纪。
萨珊经验的真正重要性不在于教义的细节，穆斯林征服终结了波斯文化的独立后不久，这种细节就消失了。相反，它的重要性在于以下事实：正是官方宗教宣扬的超自然约束力和组织良好的祭司制度有效地调和了军事地主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利益。因此，许多强大的重装骑兵战斗人员能够保卫土地不受侵犯，与此同时又不会因为不断内战而使文明社会遭到分裂的威胁。在发明新的组织制度形式方面，文明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如此成功。因此，萨珊波斯的例子对拜占庭影响很大，并通过拜占庭而对西欧产生了影响。
萨珊王朝的宗教
但是，国王、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之间的联盟并非没有代价。作为帕提亚国王力量源泉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或多或少被排除在萨珊王朝事务之外。也许正因如此，萨珊时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宗教活跃时期。其中最伟大的人物是先知摩尼（约215—273年）。萨珊王朝创立者之子和继位人、国王沙普尔（Shapur）一世（240—271年在位）似乎已经优待摩尼，也许是为了调和他父王时期傲慢的乡村琐罗亚斯德教与主要吸引城市居民的摩尼的新启示。
摩尼是一个最自觉的先知。他开始清除现有宗教随着时间而在神圣启示中滋生出来的腐败，他认为各地的神圣启示都相同，即使由不同的人所传达，如耶稣、佛陀和琐罗亚斯德。为了防止同样的腐败滋生在自己的启示中，摩尼亲自编写教义，而且特别强调，严禁马虎大意地抄写他的富有鼓动性的经典。因此，摩尼教的经典一直罕见，现代学者不能从仅存的残篇和教义解释（常常由宗教反对者所记载）中重构摩尼的经典。摩尼谨防错讹的做法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他过分谨慎地建立的教堂和组织的传教事业也具有同样的效果。由于预见并禁止各种错误和粗俗化，所以摩尼实际上把他的教义限制在一群经过特殊训练和严守纪律的精英之中。
虽然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是在他生前，摩尼在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和西部的城市大批受到广泛承认。但是在国内，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们不会友好地对待一个指责他们玷污了琐罗亚斯德创立并流传下来的真理的先知。所以，当沙普尔一世去世（271年）时，摩尼被暴露在愤怒的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面前。结果他在牢狱中度过了晚年，他的信徒遭到残酷迫害。这并不能阻止摩尼教保存下来，但是的确使摩尼教徒变成了萨珊政权的敌人。
三百年后，一个叫做“马兹达克”的先知在波斯传播一种更革命性的信仰。对马兹达克的教义来说，强调平等互助似乎是根本的，虽然从他的敌人令人震惊的诋毁（他们指责马兹达克提倡共产共妻）中难以恢复其细节。马兹达克一度得到国王的宽容，但是随着库斯鲁一世（Choroes I 531—579年在位）登上王位，他开始实行残酷镇压一切教派的政策。
正如所发生的事件一样，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宗教运动都没有导致世界性宗教的形成。相反，伊斯兰教入侵伊朗并给萨珊波斯世界带来了一种既适合城市需要又能够威慑乡村的宗教。正因如此，对萨珊王朝的宗教和文化概况了解的不多。但是，如果人们记得虽然摩尼教发端比较晚，但它是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不得不面对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且认识到中亚绿洲、甚至远至中国边境都变成了萨珊文化的偏远据点，那么萨珊文明的力量和有效性就能被更好地理解。
艺术也提供了萨珊成就重要性的某些证明。拜占庭建筑的某些特点似乎起源于萨珊波斯。但遗憾的是，今天残存的土灰色砖柱不能告诉我们萨珊王宫的真实模样。它们的外表可能没给人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圆拱顶的内部应该是非常豪华的，因为光滑的砖块曾经使内部墙面熠熠生辉。
拜占庭帝国
罗马人从波斯模式中还借鉴了其他东西。例如，王权的象征——王冠和权杖——和宫廷礼仪是由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借鉴而来，他期望自己的衣着能制造神秘气氛，以便防止各种毁灭了他的许多前辈的悲惨暗杀。最为重要的是，君士坦丁之后，罗马人也以重装骑兵作为帝国陆军的主力。没有其他任何军事力量能够既抵御波斯的进攻、又抵御蛮族的侵袭。
然而，罗马人不愿意使他们的社会结构适应萨珊的“封建”形式。许多世纪逐渐发展出来的立法原则和实践的完备体系，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