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文化。从地理范围看，印度文化扩张到东南亚比希腊文化向西扩张要广阔得多，而且也许可以说，影响了更多的人口，因为印度模式对世界上这个地区土著文化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佛教僧侣到达远东
在印度向东南亚扩张的最初阶段，佛教曾经发挥了作用，但是正是印度教的宗教思想和仪式在该地区最流行，也许因为印度教比佛教对当地的宗教传统更加宽容。印度教从未对喜马拉雅山以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相反，佛教像滚滚洪流，涌入中国，然后从中国于公元200—600年传播到朝鲜和日本。
中国接受佛教构成了与儒家传统和价值观的有意决裂。的确，对于冷静理智、追求此岸世界和中庸之道、强调家庭和政治责任的儒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追求遁世、宣扬禁欲、抛弃所有正常人际关系的印度佛教更显得异己。也许正是这种截然反差吸引了中国人。因为当汉朝政府开始失去对全国的控制时，蛮族入侵给悲惨的内战增添了新的暴力，儒家先哲们提出的中庸和礼仪建议可能听起来显得空洞，正如希腊哲学的安慰对同期罗马人的耳朵一样。在这样的时代，人们需要更猛烈的灵魂医药。罗马人在基督教中找到了答案，中国人在佛教中找到了答案。然而，虽然佛教最终在中国得到了大批信徒，但是精通古老儒家学说的名士从未消失，也从未消除对如佛教那样颠覆正常生活和政治纪律的教义——至少从表面那样——的怀疑。
为了获得正确的佛教知识和佛像，几个中国香客旅行到印度，拜谒佛陀生活的场所。其中有些香客带回了佛教经典的全部馆藏，并着手组织系统的翻译佛经。但是直到公元600年，渴望佛教知识的最初阶段已经顺利地结束了。
中国佛教从未密切关注导致印度四分五裂的各个宗教派别之间的差异，印度佛教僧侣终生为之献身的复杂的形而上学思辨对中国人也没有吸引力。但是，神秘的顿悟、从世俗社会隐退到爱好思索的共同体、的确满足了追求秩序和心灵宁静的人的需要，而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传统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佛教因此，很快就开始朝着自己的方向演变，从根本上摆脱了印度佛教衰落的轨迹。
佛教给中国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新艺术。希腊和印度因素已经在中亚混合，产生了一种庄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格。佛教艺术为了适应中国环境而迅速进行了调整，到公元600年，一种有效而明确的中国风格已经发展出来了。在接受佛教之前，中国艺术主要是装饰性和几何风格的。佛教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菩萨形象的自然主义描绘，即身着人类服装的神圣救世主。此外，佛教的壁画和雕刻常常试图诉说一个故事，这就要求艺术家暗示人物之间的空间和关系。佛教艺术的这些方面表明了中国艺术传统的极大丰富，即使大多数中国人反对佛教本身，它们仍然极其重要。
佛教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具有更深刻的特点。这两个国家先前都不存在值得夸耀的、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当中国正在迫切地吸收佛教时，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中国影响范围的最边缘。因此，正是披着佛教外衣的中国文明吸引了朝鲜的国王及其宫廷，公元372—528年，四分五裂的朝鲜各国国王把佛教定为国教。由于更加遥远，所以日本更无准备吸收最近的中国文明模式。但是，公元552年，一个佛教传道僧团到达这个“日出之国”，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从此，日本列岛就加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和半文明）国家之列。
印度对西方的影响
印度对文明世界的伊朗和罗马的影响远不如对远东和中亚那么明显。学者们绝不同意印度对欧洲和西亚产生过什么重大的影响。问题是缺乏记载。如果伊朗和罗马世界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禁欲者受到了来自印度的任何重要方式的影响，那么他们没有这么说过；从事件的性质看，我们不能指望有过任何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往来于印度与亚历山大里亚的卑微民众有充足的机遇交流，这被认为是来自印度禁欲者的、令人惊奇的传说故事。的确，我们知道至少有一名印度圣人到过地中海，因为他在雅典当众自焚，由于这个事件太令人兴奋和惊奇，所以被记载下来了。但是那些自称出现了幻觉、并把它解释为遇到了上帝的基督教修道士的记载，就不能被认为印度的偶像崇拜者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这样做了。但是基督教禁欲活动与印度圣哲的虔诚是如此相似，埃及、叙利亚早期修道士所包含的圣洁方式也非常类似于古代印度禁欲者的遁世做法。一些早期基督教修道士可能从传说或印度禁欲者的实践活动中选择了一些关于如何成为圣徒的有用线索，这似乎完全是可能的，但是仍然无法证实。
在哲学领域——曾经是希腊异教理性主义的骄傲和奥秘——普罗提努斯（卒于公元270年）引进了新的主题，强调神秘主义，这些类似于长期熟悉《奥义书》的学生的思想。至少普罗提努斯及其同时代的人都意识到印度哲学的存在，它像希腊传统一样博大精深。
西方人可能一直低估那些隐蔽而有限地影响他们历史的文化运动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强调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