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这次屈辱的经历之后，他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向匈奴联盟首领交纳贡物，承认他们恢复对内蒙古的支配。
从此，匈奴开始扩大对西边草原的控制。他们为此打败并驱赶了各种说伊朗语的民族，迫使他们向西南部撤退，在那里打败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这是一个有趣而不太为人所知的国家，兴起于正在衰落的塞琉古王国与孔雀帝国之间的地区，位于远离其他希腊化王国的东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混乱后，连续不断的入侵者穿越喜马拉雅山，征服北印度，在中亚、西亚的绿洲和草原地区建立了一个更稳定的政权。公元前102年，中国军队向西挺进，建立了“天子”对远至阿姆河流域的霸权。不久（具体时间有争议），贵霜国王统治的、相当强大的君主国在原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即现代阿富汗地区建立了，其版图跨过山脉延伸到现代巴基斯坦。贵霜人是被匈奴从中国西部驱逐出来的伊朗语部落的后裔。再往西，来自草原的另一个伊朗语部落帕提亚人也建立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从公元前171年持续存在到公元226年。
战争和贸易的变化
由于骑兵战术的重大发展，中亚的文明国家才能变得普遍稳定。公元前100年前，帕提亚人发现，通过用苜蓿、特别是种植后收割的苜蓿，喂养马匹，他们能够发展比以前所知的瘦弱的草原马匹更高大、强壮和漂亮的马匹。这种马匹能够负载更沉重的武器装备。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和马匹能够使草原轻骑兵的箭矢失去杀伤力。事实上，一群这样的重装骑兵能够以箭还箭，当草原骑兵箭囊中的箭矢用光了时，重装骑兵就能把他们赶出战场，并在他们的撤退途中发动袭击。但是，瘦小的马匹很少能够承载全副武装的骑兵。结果，文明社会的重装骑兵与草原游牧民族轻骑兵之间陷入僵持状态。任何一方都无法在对方的环境中占据优势。高大马匹在荒凉草原上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因此，在农耕地区，没有武装的游牧民族再也不能与新式重装骑兵相抗衡。
能够供养大马——当种植苜蓿所需要的灌溉农田缺少时，它们能够食用干草和谷物——的农耕地区因此，具有了抵御游牧骑兵的可能性。但成本是高昂的，因为马匹和武器装备、更别提有效使用这些装备和训练有素的职业作战人员，都是昂贵的。另一个困难是，为了让个别战斗人员集中足够的收入，购买和维持这些昂贵的装备，地方组织机构经常被迫适应。通常这意味着一个村庄、甚至几个村庄臣服一名强大的武士。但是当真正可怕的武士阶层在乡村形成时，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意志不能贯彻执行，除非能够取得这个军事阶层的同意。因为君主、农民和城市居民都有后悔这种转变的原因，农耕社会没有迅速接受这种新式重装骑兵战术，除了经常容易遭受来自草原，即伊朗和中亚骑兵劫掠的地区外。
但是，抵御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屏障使得农耕国家的政府和商人在建立有组织的贸易路线方面进行合作，这条贸易路线连接中国和罗马，由专职官员管理，正式警察力量维持秩序，向过境的骆驼商队征收沉重关税。中国丝绸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向西运输到罗马的叙利亚，而返程时运回各种商品——金属、玻璃和大量钱币。
几乎与此同时，经营红海贸易的希腊语船长们发现了如何利用印度洋季风、从亚丁海峡到达印度南部的所有航线。不久，同样的航线就被开辟到孟加拉湾，把印度东部与马来亚连接起来了。经过卡拉地峡的快捷陆上运输线使航海者与航行于东南亚沿岸的中国船只联系起来。因此，一条海路也终于把罗马与中国在基督时代前不久联系起来了，只有通过马来亚地峡的陆上通道才能打断它们的联系。
数以百计、也许数以千计的人依靠这些商路谋生：牵骆驼者、水手、商队保镖、商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普通人。他们很少在文字记录中留下很多踪迹。但是我们也许相信，篝火旁和港口小旅馆中的交谈传播着已知世界亚洲各地集市的信息和谣言，从叙利亚到中国，从印度南部到咸海。
艺术的发展
旧大陆四大文明都没有因为中国、印度、中东之间联系和旅行的增加而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已经看到希腊生活方式如何渗透到中东社会上层，与欧洲蛮族文化发生联系，使地中海欧洲各地进入文明社会，并给正在形成的基督教打上独特的烙印。但是与旧大陆其他文明的联系，只为希腊—罗马绅士的生活增添了奢华的丝绸服装而已。
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例如，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没有因为与其他文明世界的联系而发生重大的改变。像罗马贵族一样，深受儒家学术熏陶的学者和官员并不受下层商人愚蠢可笑的观念影响。对罗马贵族来说，一种像基督教那样的新宗教迷信不可能动摇对奥林匹亚众神的信仰。虽然我们对印度上层婆罗门的生活知之甚少，但是他们也被认为对码头装卸工、骆驼商队的嚼舌头和各种故事都不感兴趣，码头和商队是希腊、印度和中东文明交流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