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发动叛乱，反抗自公元前546年居鲁士大帝从吕底亚国王克洛索斯手里夺取小亚细亚以来已经承认的波斯统治。5年后，叛乱被镇压。爱奥尼亚沿岸最大的城邦米利都被攻占。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第一轮战争中的胜利显然属于后者。但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不满，因为两个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里特里亚竟敢暗中派遣战船驶过爱琴海，支援反叛者。公元前490年，波斯发动了一次惩罚性远征，洗劫了埃里特里亚，但是没有占领雅典。当然，波斯人在距离雅典26英里远的马拉松登陆，企图煽动雅典内部叛乱，从而打开雅典的城门。但是这个阴谋失败了。当波斯人重新登上船只时，一名长跑手在波斯舰队到达之前就把这个消息带给了雅典（由此才有了我们现代“马拉松”比赛），雅典人发动进攻，在马拉松赢得了一次漂亮的胜利。因此，当波斯舰队真的出现时，雅典的叛国者毫无动静，气急败坏的入侵者只得撤离了爱琴海。
这些冲突只是波斯征服欧洲的希腊系列计划的前奏。公元前480年，大流士之子和继承者、波斯国王薛西斯调集帝国陆军大约6万多人企图实施这个计划。为此波斯人做了精心准备。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架设了浮桥，在爱琴海北部沿岸设立了许多储藏后勤物资的据点，还派遣外交使节去劝诱希腊人投降。许多城邦和影响很大的德尔斐神庙决定在为时不晚的情况下接受波斯的条件。但是大约20个城邦组成了以斯巴达为首的松散联盟，拒绝投降。一支斯巴达军队在北部的温泉关（Thermopylae）企图阻止波斯军队，但是没有成功。然后，薛西斯的大军向南行进，雅典人被迫撤离城市，雅典城遭到波斯侵略军的抢掠和焚烧。
但是如果希腊人不屈服，那么这种胜利就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在一个敌对而被蹂躏的地区，波斯军队面临后勤供应的巨大困难。因此，薛西斯力图通过进攻停泊在雅典西边萨拉密湾的希腊舰队，使希腊局势恶化。在萨拉密岛与大陆之间的狭窄海湾里，波斯舰队的数量优势不能发挥，因此，希腊人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480年）。经过这次失败后，薛西斯决定带领大部分军队撤退到波斯，因为在希腊无法得到足够的后勤物资，以便供应全部军队在希腊越冬。
次年春天，人数急剧减少了的波斯军队在普拉塔亚与希腊城邦联军遭遇，希腊再次取得胜利（公元前479年）。与此同时，雅典把战争引向爱琴海对岸，雅典军舰的到来鼓励了大批爱奥尼亚城邦反叛波斯。
波斯人再也没有对希腊展开全面进攻。敌对状态持续到公元前446年。希腊城邦联盟几乎每年初夏都派遣一支舰队袭击爱琴海沿岸的波斯据点；到了秋天，这支舰队才返回，几乎每次都取得一些新战果。雅典在这些行动中起着领导作用，因为波斯入侵威胁解除之后，希腊世界最大的陆上强国斯巴达立即拒绝继续积极行动。
雅典海战的后果
海战的无限延伸给雅典城邦内部力量平衡带来了重大变化。财富很少或一无所有的公民能够一直充任战舰的划桨手。因此，他们为城邦提供了军役，这与在陆地方阵中服役一样重要。换句话说，即使以前不能购置方阵作战所需装备的最贫穷公民，舰队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角色。此外，对大多数雅典公民来说，城邦为划桨手支付工资，加上从新占领城市中获得比较丰厚战利品的机会，这些都变成他们非常欢迎的额外年收入。
在波斯大举入侵前，雅典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民主城邦。但是比较贫穷的公民的投票权最初没有保障，这是贵族政客从较低阶层中寻找新支持的结果，而不是穷人自己任何有效力量或组织的结果。但是当为舰队划桨变成夏季正常职业时，穷人就可以发挥军事作用，这赋予他们在国家事务中的发言权。民主制度因此，首次变得稳定。过时的农民—步兵被推向雅典政治生活的边缘。他们居住的地方离城市太远，无法参加日常公民集会，当舰队在国内时，城市穷人经常无所事事。
不久，雅典迫切的侵略性海战追求震惊了希腊一些更保守的城邦。例如，公元前467年，纳克索斯岛拒绝派遣船只和水手参加通常的反对波斯的战争，雅典人把这种行为解释为叛国，掉转武装攻打纳克索斯，结果打败了岛上的人，确定其货币纳贡数量。后来，其他盟友也被雅典以同样的方法对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起初为了反对波斯的城邦自由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鼎盛时期它控制了爱琴海沿岸50多个大大小小城邦。
尽管雅典公共生活有民主政治形式，但是雅典的领袖和将军一直来自贵族家族，他们自称政治精英。即使像伯里克利那样的政治家也不例外，公元前460——429年，他左右着雅典的政治局势，并将他的名字赋予雅典最伟大的时代。他去世之后，在反对斯巴达及其盟友（公元前431—404年）的长期而激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农民—士兵与无地的战舰划桨手之间利益分歧非常严重，旧的贵族体制建立。因此，伯里克利被能干但臭名昭著的平民克里昂继承。克里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