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个甚至更重要方面，中国在周朝也正在变成历史上的自我。因为正是在周朝，作为后来中国文明基础的各种思想都首次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此外，东周时期，在中国分裂出来的每个互相敌对的国家里，官僚机构政府的管理艺术和适应官僚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出现了。固然，直到汉朝建立（公元前202年），思想和实践才比较和谐，但是中国文明的主要因素和重心在3个世纪前，即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已经很明显了。
从一开始，周朝征服者就似乎剔除了更野蛮的商朝宗教仪式，停止了人殉和人祭。征服者很可能通过声称受“天命”而篡夺了最高权力。这个自然变成了后来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石，正如某些儒家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这种观念也许可以追溯到周朝第一批征服者的宣传。随着后来的发展，这种理论认为，被模糊地认为是神人同形同性的最高神祇“天”把统治人间的权力赋予特别挑选出来的代表，“天子”或“皇帝”。只要他行为虔诚而正确，那么“天子”就被希望继续保留其帝位。另一方面，不虔诚或粗鲁、不当的行为则导致“天命”被收回，同时赋予其他可能被选择担任人间统治者的人。
周朝统治者的职权还包括实施魔法。例如，当需要雨水时，周天子被期望通过进行适当的祈雨仪式而让天公降雨。这种事情逐渐被精心构建成宇宙理论，在汉朝得到全面发展，这种宇宙理论及其详尽地描述天上与人间的平行。例如，当天空出现北极星时，人间事务就被认为出现在皇帝身上了，他不仅负责战争和政治事务，而且负责人间可能影响人类活动的现象。一个好皇帝会带来和平和丰收，一个坏皇帝则带来动荡和饥荒。皇帝的根本职责就是行为举止必须严格遵守仔细描述的礼仪。只有这样，大地和天空才能取得和谐，而和谐是人类福祉所必要的。
这些观念既提高也限制了皇帝的权力。一种明确的意义是天下只有一个天子。所有其他统治者的权威都必须通过某种真实或杜撰的代表关系而从天子那里获得。西周时期，天子的权力真的比较大，没有给理论家造成什么困难。地方贵族以多种土地占有制度占有土地，这些土地很快便变成世袭的。这种制度固有的离心倾向遭到宫廷学校的抵制，在这些学校里，贵族子弟不仅学习军事技术，如射箭，而且学习礼仪知识，当他们变成一家之主、肩负整个家族利益时，他们不得不实行这些礼仪。这些礼仪知识也意味着熟悉它们背后的思想，即政治合法性和人类社会秩序理论，这种理论使“天子”成为人间事务的最高负责人。适当地举行必要的仪式也要求识字，所以周朝的年轻贵族不得不至少学会艰难的基本中文字符。因此，他们集统治者、武士、祭司、书吏的技巧和职责于一身，他们亲自履行这些职责。而在中东，这些职责从很早时候起就被分化给专业人员了。
但是，公元前770年后，现实和理论之间开始以令人烦恼的程度发生分歧。东周统治者再也不能享有他们祖先曾经真实地实施过的权威。有名无实的“天子”变成了中国中部地区一个小国的弱小统治者，而边境地区新崛起的诸侯为自己建立了更为强大的王国，仅仅口头上表示——如果有的话——为周朝宗教和宇宙哲学服务。在列国互相交战的时代，为了征募可靠的军队，征收更多的赋税就成为生存的必然代价。这要求诸侯寻找为自己服务的人，这些人愿意打破先例，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而把其他人都当作工具。总之，它需要行政和军事官僚机构的密切合作。
儒家和道家
连绵且不断升级的暴力战争，加上这种战争带给国家权力最大化带来的各种压力，都不符合古老的信仰。这些古老信仰认为，正确地遵守传统仪式是人间良好秩序和繁荣的关键。直接批判过去的虔诚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反应。这种观点由许多实际政治家和被统称为“法家”的人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但是他们对传统思想的激进批判最终没有普遍化。相反，正是顽固保守的、但被修正过的儒家的虔诚持续到我们今天，儒家给中国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种后果在孔子生前（公元前551—前479年）远不清楚。这位圣人的确自认为是失败，因为他从未被征召做官；他相信只有通过行使权力和承担责任，受过教育的人的品德才能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他自己一直向往在相互竞争的国家林立的时代被授予官职、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相比，孔子利用他的信徒统治中国，不仅时间更长，而且意义更深远和重要。
对孔子来说，甚至他最终的成功都显得荒谬，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在古人智慧的基础上增添任何新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他否定自己的思想是新颖的，这是正确的。因为孔子以最深刻的怀旧情绪向往西周时代，甚至怀念商朝、夏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他觉得那时是好时代，因为“天”与地的关系和谐。这种历史观为孔子思索当时的核心问题提供了舞台：贤良者如何在乱世生活的更好些？因为如果普遍存在的“天”地和谐关系缺失，正如明摆着的事实，那么一个智者该如何办呢？
孔子的回答是冷静的、不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