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困难就认出了这些甲骨文。
我们从刻写在甲骨上的简短纪录无法对商朝社会和政府进行太多的推测。其他考古材料无非也只能告诉我们，商朝社会是尚勇的、贵族制的，维持了一小撮技术高超的工匠，他们为贵族主人制作大型的精美物品。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耕作，在宫廷和贵族家庭生活中不起任何积极作用。商“帝国”可能在武士酋长之间分封，这些酋长只受遥远的更高的中央权威节制。但是由于实在缺乏证据，所以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甲骨文的确提供了更全面的商朝宗教思想信息。几个神和女神的名字出现了，虽然他们的作用很少作明确规定。有些神似乎是山川、河流、湖泊或类似的自然物的化身。在其他情况下，无法真正被揭示准确含意的符号可能是指祖先的灵魂。商朝实行殉葬，一个死去的国王需要全体随从和廷臣陪葬。这个特点孕育了后来中国的敏感性，并提醒我们商朝社会与蛮族的习性多么相近。
周朝
公元前1028年左右，商朝被周朝推翻，周人是来自中国西部现代甘肃境内渭河流域的征服者。没有理由怀疑中国传统历史的基本精确性，这种传统历史把周朝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周朝或西周（公元前1028—前771年），都城仍然在渭河流域，晚期周朝或东周（公元前770—256），都城迁移到几乎位于中原地区中心的洛阳。
西周时期，中央政府对中国北部大多数地区也许或多或少还能实行有效的控制。但是公元前771年，蛮族突然攻占了它的都城，打断了帝国直系继承体系，使中央政权陷于瘫痪。此年，周王室后裔的一支在洛阳声称继承了帝国王位，因此，开创了东周王朝，但是没有恢复有效的中央权威。相反，各地诸侯为了争夺权力和优先权而发生混战，陷入一系列外交和战争之中。他们的争斗逐渐变得越来越残酷，因为通过改进行政管理和作战技术，相互敌对的诸侯扩大和加强了势力。
到传统上被称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前221年）结束时，中国文明的地理范围迅速扩大了。为了躲避中原地区不断增多的暴力活动而来的避难者，有助于把中国文化和技术传播到周边各民族，并且因此，把他们也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诸侯寻找蛮族盟友的活动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这些过程把中国北部沿海地区首次纳入了中国文化的范围之内，中国生活方式的边界延伸到南方的长江流域。总之中国正在迅速地确立后来可辨认的中国的地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