莘田、王虚舟、余田生，刻工很好。商店视为上等货，藏在内柜，定价二百元（其时一般像样的不过二三十元）。一友人有意收，让我看。我看看，断定是伪品，根据是：一、石质至多只是中上；二、四个名人款识，看不出说的是同一方砚。对我的推断，友人半信半疑，直到他发现其中一人的款识是由他处翻的（直幅变为横幅），他才由半疑变为全疑。这能翻就使鉴定有款识砚的真假，比鉴定书画的真假更难，因为在书画上能够看到墨笔的痕迹，在砚上只能看到铁笔的痕迹。同一种工，把同一款识刻在两方砚上，凭款识辨砚的真假就成为此路不通。就是不同时代的不同砚工，只要技能不相上下，刻同一款识，辨别真假也必做不到。所以为玩而买砚，追古意，困难很大，不幸这困难又不是三朝两夕之力所能克服的。
以上是连昔日也包括在内的泛说。务实，应该说现在，那贪，困难就会更大。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佳砚难遇，二是价钱太高。其实，这两种情况是同一种祸乱的后果。这祸乱是，有权有力者发疯，革文化之命，历史文物是文化的一部分，要除，于是群起，如红卫英雄是除别人的，战栗的民是除自己的，大家一齐动手，就说只是个把月吧，所余就无几了。而自然规律或历史规律，如韩非子所说，时移则世异，世异则备变，人亡政息，不革文化之命了，文物逐渐并很快就由阶下囚上升为贵宾，公，保护，收藏；私，图利的走私，图玩的搜求。专说砚，求过于供，经济规律就插入，表现为品甚低而价甚高。我没有多余时间和精力，听说劲松每星期日上午有地摊的旧货市场，很热闹，不想去看，连询问情况的兴致也没有。可是上面说的那位贪心强的人有兴致来描述情况。只说最近的一次，来访，拿出一方端砚，说由劲松地摊买的，“他要六百元，我给他二百元，想不到他就卖了。”我看看，石质中等偏下，清朝晚年物，无盒，如果在大革命前，识货的贵贱不要，不识货的，最多出二元，而今身价竟提高百倍！据这位说，还有高得出奇的，是一个小澄泥砚，卖者说非八万不卖，已经有人给一万八。我笑了笑，然后仍不改以诚意待人之道，转为说正经的，是最好不追求这类玩意儿，因为情况已经与我逛地摊、小铺时候大不同。
为了增强说服力，我应该说说彼时的情况，以证明那时候无妨玩玩，现在大可不必。分别在于，那时候遇见佳砚不难，而且价不高；现在就正好相反，常常是割筋动骨而所得非劣即假。举我自己的所遇为证，地摊与小铺各两方。明末清初坑龙尾歙石，侧有梁山舟款识，人民币二元。端溪子石，背有三多画玉并女史小像并题，袁大头二元。以上地摊。松花石玉兔朝元砚，圆形，周围乾隆题（估计同形式不少，充上赏），人民币二元。清初坑端石，有俞瀚、袁子才等款识，人民币七元。以上小铺。试想，我头脑里有这样的先入为主，怎么敢到劲松地摊去徘徊呢？不敢，是自知不能适应新形势。其实是也不值得适应，所以对于那位贪心强的，我总是固执己见，劝他戒之在得。
可是我仍在断断续续买砚，如何解释？也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说清楚。总的说，是与那位贪心强的人有大分别，他是努力追求而未必有所得，我是行所无事而多有所得。这自我陶醉的说法，含意或内容很杂，索性就顺水推舟，不避乱杂，说说。一种，我买砚，不是缘木求鱼式，而是守株待兔式，具体说是，有些是产歙砚地的一个熟人寄来，有些是卖澄泥砚的人送来，室中安坐就可以到眼前，先看而后摸之。一种，砚皆新制，无所谓假。一种，都够得上物不坏而价不高，商业意识，钱出手，物入手，值。一种，写些不三不四的，编辑大人未退稿，并寄来稿酬，如果暂时不用它换柴米油盐，就会大发其愁，放在什么地方有二怕，一丢失，二贬值；存入银行也有二怕，一费事，二也是贬值，如果恰在此时有砚来，则各种怕可一扫而光。一种，砚数增加，我那方“半百砚田老农”印章就成为写实而非妄语。一种，加重的，比如来个葫芦花样的小金星砚，刻工精致，金星多而亮，外罩楠木盒，置之案头，闭门面壁，感到“今雨不来”之苦的时候，看看它，就会像是也可以得些安慰。最后还可以说一种更重的，如不久前，一个新相知来了，表示关照，我感激而无以为报，询问，知道还没有砚，乃从案头取一方赠之，人生旅程是恍惚的，能够在磬石质的砚上留一点点鸿爪，不是很好吗？
写到此，一想，糟了，如果有人问，“你这戒之在得的主张还能自圆其说吗？”我将如何答复？想了想，是应该退让一步。但也只是一步，那就成为：如果你得天独厚，偶尔去一次，就以不伤筋动骨之价买得真顾二娘，我必提二锅头一瓶登门致贺；如果你每集必到，跑三五个月，以伤筋动骨之价换来纪晓岚款识，仍是假的，那我就奉劝，还是听从孔老夫子的话，“戒之在得”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