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虚，实，当做治疗心不安的药，就都不能有特效。原因何在？形而上的，难说。只说形而下的，再缩小，只说寸心知的。病源可能不只一种。俗语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是很遗憾，常常是难忘当年勇。“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重则会引来眼泪，轻也会引来心不安。当年，舍不得，还是消极一面，力之小者。还有力之大者，积极一面的，那就厉害多了，是一种缥缈而又黏着的难以名言的想望，在心头，甚至在梦里，徘徊，寻，不得，逐，不去，于是迫压反而成为一种空虚感。感是收，紧接着是放，成为情，也许就是爱菊的陶公之所谓“闲情”吧？其性质，难言，表现于外却不难把捉，是重则为悲伤，轻则为怅惘，总之是表现为心不安。
怎么办？我的私见，是不宜于用大禹王的尊人鲧的办法，堵而塞之。要疏导，也就是容许这种想望存在，甚至驰骋。想望是有所求，即使是缥缈的，这在老年，合适吗？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是提倡谦受益，反对有所求。其实又不尽然。理由有释义的，是他所谓“得”的对象，指与“利”有关的，闲情的所求与利无关，或关系很小。理由还有举事的，是他夫子自道，说“吾与点也”，所与是“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也是缥缈的想望，他不只容忍，而且深思成为事实，可见是不在戒之内的。
但是可惜，成为事实却大不易。原因都可以归诸缥缈。其一，因为缥缈，就不像想买一件长城风雨衣，吃一顿全聚德烤鸭，那样容易实现。其二，也因为缥缈，它就容易来去无踪而且无定，具体说是，有时以为它一晃之后消失了，蓦然回首，它却在灯火阑珊处，正是驱之不去，有时还自来。只得再问一次，怎么办？我的办法是借用蔡元培校长的发明创造，“兼容并包”，就是：想望任它想望，不能成为现实任它不能成为现实。随世风，话还无妨说得吓人一些，那就成为“心在天上、脚在地上主义”。
此话怎讲？可以现身说法，用许多实例来说明。但是闲话不宜于过长，只好化多为一，只说一种显着的。时间说不准，总是花甲之后，应该写《归田录》而没有条件写的时候吧，常常兴起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愿望。狐死首丘，做白日梦，想在自己住过的一些地方选取其一。生地，残败，山林，孤寂，不多计算就选了第二故乡的通县，学校西边不远的“大红牌楼”。我在通县住了六年，未曾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可是回顾，可怀念的地方还是不少，如东门外的运河滨，北门内的西海子和燃灯塔，新城南墙外的复兴庄，西门外的闸桥，都是。而最系心并曾入梦的却是大红牌楼。通县有旧新两城，旧在东，由西面展出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城，推想是用以保护东仓、西仓两个粮仓的，名为新城。粮仓靠南，运粮的路在西仓的西墙外，南北直直的一条石路，路的近北端有个红色的牌楼，于是我们称西仓以西这一带为大红牌楼。石路北口外是新城的贯通东西的大街，东通旧城，西通西门。我们学校在街北，校门在石路北端以东的一两箭之远。石路北口外有几家小商店，印象深的是两家小饭馆，路南的Woman馆和路北的张家小铺。张家小铺师徒二人，卖的肉饼和炸酱面，我们一直觉得很好吃。西仓早已无粮，成为大空场，我们可以自由进入踢足球。顺石路南行到城根，有门洞通潞河中学，那里有护城小河，草地，西式小楼，风景很美。因此，无论我们是去踢球还是往潞河中学去玩，都要经过大红牌楼。石路以西是一片树林，由小径望过去，有稀疏的人家，柴门小院，鸟语花香，间或可以看见晾衣服的人影，以及一点点炊烟。什么样的人家呢？竟至没有进去看看。30年代初我离开通县，一晃40年过去，还是没有结庐的条件。可是有了结庐的幻想，于是就闭目画梦，常常想到大红牌楼。想，有一次还入了梦，好像那里还是那么幽静，树林里，竟有了我自己的一个小院，窗下一棵海棠树正开花，窗内有轻轻的语声。
以上说的是心在天上的一半。还有脚在地上的一半，也要说说。60年代前期和80年代早期，我两次到通县。后一次是专为访旧，连母校也进去了。室内院内都空空，据说是西仓盖了新房，迁了。当然要想到大红牌楼，可是沉吟一下，没有敢去，怕的是仅存的梦也随着人烟稠密而幻灭。不看，旧日的柴门小院和鸟语花香永在，于是心就可以长在天上。但脚是不能到天上的，我就还可以靠它们二位，居家上下楼，出门挤公共车。重复一遍，此之谓心在天上、脚在地上主义。
同病的读者会问，这样就可以获得心安吗？不得已，再加一味药，曰尽人力，听天命。天命降，成为现实；如果现实竟是没有绝对心安，老了，就更应该承认现实。这承认的心理表现也许是“安于不安”，所谓烦恼即是菩提，或阿Q式的胜利，虽然也是接受定命，却尽人力而苦中作乐，总比终日愁眉苦脸，赔了夫人又折兵好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