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禅堂，坐在蒲团之上，忽然发奇想：见性成佛，入涅槃妙境，不会是幻想吗？也许竟是幻想吧？心行两歧，很难办。佛法无边，也只能以“不共住”（即赶出禅堂）了之。如果没有走入禅堂（在禅外），那就没有这样的麻烦，因为本来就没有共住。考虑到这种情况，所以说禅，如果决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就只好站在禅堂之外。
积极的理由之二是，禅，作为文化史的一种现象，或一个分支，一种成分，想讲清楚，就必须在禅外，因为记史实，分析因果，评定是非，是只能在外的。理由可以分作三项。一、研究历史现象贵在不偏不倚，如果是坐在禅堂之内，那就要忙于参机锋，解公案，甚至进而宣扬“烦恼即是菩提”的妙理，其结果就难于不偏不倚。二、禅是文化史的一支，文化有多支，多支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想明白一支，就不得不时时看看多支，如果已入禅堂，那就难得平等地观看多支，不见多支，讲一支就难得讲清楚。三、以上两项是说“不宜”于在内，还有更重大的理由，是“不能”在内。以太史公著《史记》为例，写垓下之围，不管怎样希图绘虞姬之影，效项羽之声，也只能在汉武帝时的长安写，想置身于其中是办不到的。
积极的理由之三是，禅，迷离恍惚，难解，想变迷离恍惚为清晰，难解为易解，就不得不用常人能够理解、容易接受的办法，而应接常人，当然是宜于站在禅外的。这办法是什么？不过是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态度”方面，要客观。具体说，是不要像写广告，而要像写记者述评。写广告，有坚定的立场，要大声喊好；有惯用的修辞手法，夸张，不惜把无盐说成西施。记者述评就不然，是在局外写，虽然有时也难免略有倾向，但大体上总不能不摆事实，讲道理。可见在内就容易，甚至不得不主观；想客观，近理，就不得不在外。二是“表达”方面，要现代化。过去讲禅，几乎都是顺着老路子走。这不能怪他们，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和新词语，讲禅，就不能不在自性清净、真如实相、即心是佛，以及水牯牛、干屎橛等等中翻来覆去，而这些，正是现在一般人感到莫明其妙的。想变莫明为能明，不管介绍还是评论，都应该用（至少是多用）现代通行的术语，摆在科学的或说逻辑的条理中，让人领会。禅或者难于与科学水乳交融，站在禅内大概会这样看。至于站在禅外，似乎就不能不把它看做文化中的一种现象，就是说，它同样是事实；既是事实，我们总当能够用科学常识来解释它，把它安排在科学知识的系统里。想变迷离恍惚为可解的科学知识，自然也只能站在禅外说。
积极的理由之四是，扩大到整个佛教，缩小到禅宗，史料真伪都是个突出的问题，想考证，甄别，去伪存真，就宜于站在禅外，因为在禅内，生疑心，过了头，就会有破坏信受的危险。所传未必靠得住，是古今中外一切记载都有的问题。原因很多。最轻微的是感觉、知识、记忆之类有误，这是想真实而真实不了。同样多的是等而下之。也有轻一些的，是有亲疏，有爱恶，因而不能免于偏见。较严重的是照例要颂圣、骂贼之类，那就唐明皇也成为圣主，绿林、黄巾之流都成为乱民了。所以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告诫：“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不尽信，意思是要去掉少数可疑的，或者说，去掉有确切理由可以证其为不实的。这个办法能否照搬来对付宗教性质的典籍？不照搬，道理说不过去；照搬，碰到的问题就会比孟子感到的既量多又严重。专说佛教和其中的禅宗，因为是宗教，所以在史料方面也是问题多而大。这也难怪，宗教想解决的不是家常的柴米油盐问题，而是有关灵魂、永生之类的问题。灵魂，永生，由常人看是非人力所能及，可是创立宗教，就必须证明难及为易及，不能及为能及，于是，由于日常的举手投足无此大力，就不能不到另外的什么处所去乞援于神异。佛教起源于印度，古印度是最喜欢并最善于编撰神话的，于是近朱者赤，有关佛教的史料中就充满神异。释迦牟尼之前的种种想象可不放在话下，从他降生时起，就是：“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莲华，自然捧双足。……”其后，由成道、转法轮（传法），一直到入涅槃（寂灭），是处处充满神异。这种神异还从教主往四外扩散，三世诸佛，以及无数的菩萨、罗汉，都是具有多种神通。这些，因为我们是现代的常人，科学常识在头脑中占了主导地位，想全盘接受当然有大困难。缩小到中土，再缩小到禅宗，也是这样，记载常不免因夸饰而失实。大的如道统，由菩提达摩到六祖慧能这一段，看《六祖坛经》，是如此如此传授，看《楞伽师资记》，是如彼如彼传授，同物异相，可证，至少是可以设想，传说的南宗的光荣历史，其中有些必不是事实。小的如大量的著名禅师的事迹，初始的一段是有异禀异相，末尾的一段是预知示寂的时日，等等，与我们看到的“人”的事迹合不拢，显然也应该归入神话一类。就是看来不神异的那些，见于大批僧传、灯录、语录中的，就都可信吗？似乎也不好全盘接受。原因是：一、材料的大部分来自传说，传说，由甲口到乙口，由乙口到丙口，不能不因记忆、措辞等而变，尤其不能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