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7年3月到1988年3月，我用一年的多半时间，写了一本《禅外说禅》。多年以来，写这种题材的不多，又因为这本书标明“禅外”，于是有的人就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具体说是想知道这葫芦里是否装有什么新药。说新，也对，因为就南宗禅说，从《六祖坛经》起，无数的语录，多种灯录，以及谈禅的书如《宗镜录》《指月录》之类，都是顺着祖师的老路走，或增添资料，或阐明旨意，总之，都是坐在禅堂之内说，禅外是换了地方，所以无妨说是新。新还有比较深的意义，留到下面说。这里应该先说明一点，新路、老路与正确、错误是两回事，所以站在禅外说，可确定为获得者只是新，至于是否正确，那还要用另外的尺度来衡量。
为了解答这是怎么回事，想略扯远一些，由写的来由说起。来由有远近，先说近的。是1986年夏，由友人之介，为香港中文大学的报纸课程写了一篇《禅与语言艺术》。香港连报纸的地皮也昂贵，限定一篇两千多字。我说这讲不清楚，因为不由一种人生之道讲起，开门见山就是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和尚答“庭前柏树子”，那就问者答者都将被人疑为疯子。读者自然就更莫明其妙。我留枝去叶，损之又损，写了一万多字。有的人看了，还想多知道一些，希望全面地谈谈禅。我自知学力不够，感到难。但旧的心愿壮了胆，没有经过更多的考虑，就决定试试。
这旧的心愿可以算做远因。远因还要有基础。我上学时期原是钻故纸堆的，思想方面的典籍，接触的以儒家的为多，道有一些，释很少。后来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对人生哲学有了兴趣，就转为到西方的典籍里去寻求“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道，顺天的多。但逆天的并非不重要，于是就不得不回来看看释家，看他们是怎样看人生，怎样处理人生问题的。略有所知，虽然自知信受奉行大不易，但高山仰止，有钦敬之意。就凭这一点点蓄积，40年代后期曾主编一种佛学月刊。集稿难，不得不广求师友。其中顾随先生是熟悉禅的，于是就求他写禅。他认真负责，由《小引》到《末后句》，共写了十二章，总名为《揣籥录》（以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顾随文集》）。揣籥是用苏东坡《日喻》盲人“揣籥，以为日也”的典故，表示所说都是瞎猜。这是客气。其实是，他谈了禅法的各个方面，或者说，兼及表里，兼及知行，而且妙在推古德之心，置学人之腹，一并以散文诗的笔法出之。刊出之后，读者很快有反应，要点有二：一是好，二是深。深，是因为：一、顾先生虽是在家人，讲禅却还是混在禅师的队伍里；二、行文似是为上智说，轻轻点染，要求读者闻一以知十。关系大的是前者，混在禅师的队伍里说，随着马祖、赵州的脚步走，就难于俯就常识，化为浅易。想浅易，一般读者能够悟入，需要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文章，顾先生希望我勉为其难。我同意，可是心为物扰，一直拖到50年代初才动笔，写了一篇《传心与破执》，刊在1953年11月号的《现代佛学》上。篇幅不很长，因而就难得全面而细致，也就难得讲清楚。但我有个想法，禅是世间的一种现象，虽然表面，尤其在有些人的口中或笔下，迷离恍惚，其底里总当不是神秘的，因而也总当是能够讲清楚的。这想法有时还成为愿望，只是因为身外风风雨雨，身内少心静的余裕，一拖又是30年过去。语云，跛者不忘履，一旦风停雨霁，心有余裕，有人愿意印这类书，我不由得就想借新机还旧愿，决定知难而进，写。
说禅，明白表示在禅外，有人会想，这是谦逊，说自己是门外汉。这样理解对不对？也对也不对。对，因为：一、我没有入深山，住茅棚，深参狗子无佛性的“无”的经验；二、读《坛经》、灯录之类，面对各式各样的机锋，所得大多是“不契”，而不是“顿悟”。但这也没什么大妨害，因为，就是唐宋时代走入禅堂的人，受到棒喝，也是不契者很多而顿悟者很少。这样，谦逊不谦逊也就关系不大；在禅外说，应该还有另外的或说积极的理由。
积极的理由之一是，在禅外说，可以享有怎样想就怎样说的自由。在禅内，我的理解，是走入禅堂，踏着祖师、古德的足迹，求了所谓生死大事。这样做，思想方面必须有个前提，是：相信生死事大，并且可以通过参禅、顿悟求得解脱。换句话说，是自己先要成为信士弟子。成为信士弟子有什么不好吗？人各有见，知行贵能合一，新的说法是信教自由，当然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这里的要求不是走入禅堂坐蒲团深参，而是想弄清楚，坐蒲团深参，以及其他所言所行，尤其所得（如果有），究竟是怎么回事。打个比方说，这是用放大镜，上下前后左右仔细端详某一对象，而不是自己径直往前走。仔细端详，有看见桃腮杏眼的可能；但也有可能，看见的不是桃腮杏眼，而是某处有个伤疤，说不说？遇见这种情况，禅内禅外就有了大分别。在禅内，根据戒律，妄（说假话）是大戒，有所见，有所思，当然可以说，应该说。可是还有个不明载着的更为根本的戒，是不能不信佛所说。显然，这就会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说形象一些，如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