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老友齐君的儿子，行敬父执的古道，由天津来看我。第一次来，进屋坐定之后四处看，见所坐是数十年前通行的木椅，没有沙发，所卧是数十年前通行的铺板，没有席梦思，大概觉得太清苦了吧，有慨叹之意。他忙，要赶火车，我应该用我的也许含有哲理的怪论安慰他而没有时间说，但有话不吐不快，只好于他走后写在这里。
记得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干校接受改造时期，在排长姜君的怒目恶声之下，搬砖，和泥，挑水，打更，等等，身无一分一秒之暇，心却闲得要命。谢天命，人，只要有一口气，总会创造出各种招数以适应环境。我的招数之一是冥想（只有天知、地知、己知）一些有关人生的种种。其时我的思路似乎还不太迟钝，于是东拼西凑，化零为整，终于想出个总的退避之道，曰：即心是佛，安苦为道。即心，闭门寻得清净的自性，过于渺茫，难于证验，也就不好讲。这里只说安苦为道。
现在看来，安苦为道的“苦”，在我的心中，意义因今昔环境不同而有不小的变化。先说那时候的，是来于《吕氏春秋》“贵生”和佛门“境由心造”的夹缝，或者说，挤出来的。贵生好讲，而且推想会人人理解并同情，即舍不得死是也。但是活，大不易，繁重的劳动，没完没了，还要以眼接受怒目，以耳接受恶声；就是这样，有时面对众人，还要“笑介”，然后“吉甫作诵”。苦不如乐，这是天命之谓性规定的。如何能变苦为乐，或退一步，变大苦为小乐，或再退一步，变难忍之苦为可忍之苦？乞怜于干校之门或排长之门，行不通；只好向无数前辈老太太学习，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即乞怜于佛门，领取“境由心造”的妙药。这药经过再炮制，西法中料，就成为安苦为道。而这样的道，说高可高，那是由《庄子·大宗师》来；说低可低，不过是，默然受之，居然也过去，悟得生涯不过这么回事，亦一得也，撇嘴微笑，胜利了，纵使有人会说这是阿Q式的。——其实这真是道，不是阿Q，理由是，在境已定、苦必来又无力抗的时候，安苦为道的办法是不哭哭啼啼，尽量求面直对之而心不动。与心不动比，心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大地震的龙年之后，大革命的风停了，我早已离开干校，又可以或说不得不拿笔了。环境有变，依情由景生之理，我的这个应付干校生活的发明创造应该放弃了。但是舍不得。原因的小半是“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大半是还可用，甚至还有大用。这要把苦的意义改动一下，或说放宽，包括“享受方面的节制，以至于淡泊”。淡泊，鼎鼎大名有陶渊明，又是道家思想！还是少说家，就事论事。由小事，与我的怪想法有关的小事，说起。我乡居时候有个近邻，五十上下岁的农民，身高力壮，农忙时节，我见他总是穿一件蓝布短衣，背后布满大白斑，是汗湿的痕迹。他很少洗，也很少换。我“能近取譬”，感到身上不好过。看看他，说说笑笑，处之泰然。回到多有浴室、洗衣机的凤城，我多次宣扬我的安苦为道的人生哲学，都举这位近邻为例，说他能安，我不能，这是我本领不够，修养不够。有人说，我的想法即使不完全违理，也总是失之太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求多改善一些，乃人之常情。我在这类事上仍如孟老夫子，好辩，于是顺着常情说下去，是常情有顺流而下之性，任其流，也会偏。举例，俯拾即是。一位，也如我之不出国门，有了勤洗的条件，养成内衣一日一换的习惯，说不这样就受不了。另一位，原来也在国门之内，得个“好”机会，东渡太平洋，据说那里热水管与冷水管并行，入其国则随其俗，养成上席梦思前必洗澡的习惯，不久前想回国门之内看看，曾为洗澡设备不完善而大发其愁。与这两位相比，我坚持己见，总认为我的不关心换内衣、不关心洗澡（原因主要是信奉一动不如一静）有优越性，因为既不会感到受不了，又不会大发其愁。有人说，这是消极的；由积极方面看，我的享受所得必少得多。我还得辩，理由是，享受所得，只有寸心知，很难用数字表示，也就很难比。即以睡铺板而论，半个多世纪，我始终没有感到不舒服，像是也没有因此而所入之梦多噩，睡席梦思有什么快感和好梦，我不知道，如果比高下，也许实验心理学家有妙法，但我大胆预言，让我甘拜下风是很难的。
我承认以上的自我陶醉是消极的，即要求低就容易满足。但利益也许不小。也举个实例，一位西化快的老友，几年前改穿了西装，一次劝我也照办，理由如何我没问，总是较为冠冕吧，我谢绝了。我的理由藏在心里，可以补写在这里。一是旧衣服还没穿烂，应该废物利用。二是可以少跑几次王府井，还可以省百八十块钱。三是换装，要学系领带，我拙笨，怕学不会。四是外新了，怕内跟不上。总之，仍旧贯，虽然未能冠冕，却没感到有什么不安然。本诸这样的淡泊之道，我和老伴看电视，看见着时装的模特扭而旋转，串门，看见人家家用电器全而进口，旧箱柜变为新组合，地下软绵绵，是地毯，项上手上黄澄澄，是金首饰，我们都不羡慕，心里还是很安然。这就带来，怎么说呢，就算做“反经济效益”吧，是我们就不必既要跟“钱”亲近，又要为它少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