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那么多正派人，崇祯皇帝愚而好自用，做了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事，等等，向北跪拜之时，就都忘了吗？不忘而一笔勾销，就是因为心中有忠君思想盘踞着，以至于认为，既然坐上宝座，就无论干什么都是正义。这样，道德规范的适用范围就分了家，管众人的，对帝王都不适用。可悲的是包括理学家在内，都以为这是天经地义。
一不做，二不休，我们无妨进一步，看看这样的荒唐信念给我们带来什么。古今可以分说。古，至晚由桀、纣起，到既糊涂又狠毒的那拉氏老太太止，小节可忍的且放过，单说错杀人，总是任何统计学家也算不清的吧？可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却是千篇一律，“君王明圣”。自然，帝王胡作非为，主要不当由君王明圣的呼喊声负责，但是也可以想见，如果朝野的人人头脑里都没有忠君是无上美德的信念，倒行逆施的路就不会这样平坦吧？岂止不平坦，连坐宝座也就不能安稳了吧？所以，由效果方面看，因为忠君思想既普遍又根深蒂固，两千多年来，帝王的宝座就坐得更稳，一个人说了算并为所欲为的专制制度就更加巩固，而小民，也就永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改变命运的希望。古如是，今呢，我是担心心理状态这玩意儿，旧时代寿终正寝而阴魂不散，比如“文武衣冠异昔时”之后，有些人不还是可以以充当驯服工具为荣，在某时某地望见或亲近天颜，就郑重记入日记，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吗？这是忠君思想的现代化，其结果自然就成为老调重弹，堂上说煤是黑的，堂下山呼是，改为说煤是白的，也山呼是；堂上说往东走对，群起东行，改为说往西走对，一齐向后转，举步往西。
太可怕了！所以其后上上下下，都喊应该走向民主，改人治为法治。我常常想，任何变动都不像说的那样容易，尤其生活方式的改变，要以教养的普遍提高为基础。这所谓教养，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这分辨的事物也包括历史，因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而评论史实，就不能不有史识，不然，如果不假思索，仍死抱着传统信念，随着欧阳修大骂冯道，说钱牧斋不随着崇祯皇帝死是无耻，就实际等于为压榨小民的专制帝王和专制制度唱颂歌，真是太可悲了。
附记：本篇写成，刊于《读书》1995年12月号，黄裳先生曾写《第三条道路》，提出批评，刊于《文汇报》1996年1月9日《笔会》栏，《笔会》编者来信询有无不同意见，我曾复信，刊于同年2月8日同栏，抄有关之第二条，供读者参考：
二、拙作确有不妥处，如举钱牧斋事即是。钱氏之情况，我不是不知道，学问文章有可取的一面，为人则有可鄙的一面，因热衷怯懦（陈寅恪先生评语）而结交马阮，以及黄裳先生所举之不仁不义皆是也。记得昔年为一后辈改文稿，曾易“牧斋”为“谦益”，以示不尊重。年来老境颓唐，丢三落四，以至立论时只顾及原其不殉节，而说得偏激片面。得黄裳先生匡谬，亦当顿首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