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十行，旅行到结尾，心里说“知道了”，放下。这一回却有点特别，是读了其中一篇之后，打电话问编者，想知道作者的情况，并说：“如果方便，愿意同他谈谈。”承编者好意，告知作者在上海，而很巧，过不很久，这位作者就来北京，编者的好意全始全终，在东四北孔乙己酒店备一桌绍兴菜，约我和作者见面，席上除绍兴花雕之外，还有几位常在《读书》上耍笔杆的。且说我这次赴会的所得，酒、菜等唯物的不计，是见到这位我推为有见识的上海作者，并听了不少其他谈论。谈闲话也不当跑到“其他”，还是回到我欣赏的这篇文章，题目是《乱世的两难选择》，副题是“冯道其人其事”，作者葛剑雄。历史上冯道出名，事由主要是三种：一是官做得大，经历的事多；二是欧阳修作《五代史记》（通称《新五代史》），骂他“无廉耻”；三是主持用雕版技术印刷《九经》。三种之中，第二种力量最大，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他为士的阶层提供个反面教材，立身处世要以他为戒。这种看法，限于著史的，由欧阳修直到范文澜，可以说没有例外。我孤陋寡闻，看了葛剑雄先生这篇文章，算是第一次碰到例外。葛是谭其骧先生的学生，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一次听谭其骥先生说：“欧阳修对冯道的评价是不公允的，还是《旧五代史》说得全面，只看《新五代史》是要上当的。”话简，概括，会不会深远到认为冯道的立身处世也未尝不可取？但不同意欧阳修的骂则是确定的，这就是未随波逐流，或说有自己的史识。
葛剑雄先生当然也有史识，而且说得明确。这篇文章字数不少，这里撮其要，是先举史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仕宦的经历，“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八年。”一方面是为人，是做了不少好事，也抄一些为例：“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傣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这完全是孔孟眼中的“仁者”形象，只是因为改朝换代，他没有君辱臣死，无数的人就从欧阳修之后，骂他为无廉耻。所以葛剑雄先生就提出个疑问：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除了效忠一君，君败亡则竭节致死和灭迹山林之外，就不能走冯道的第三条路吗？葛先生的意见是可以走第三条路，他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说：
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就这样，葛先生明白表示，不同意欧阳修死揪着“政治道德”，骂冯道为无廉耻的评论。这是葛先生有不人云亦云的史识，尤其不随波逐流，颂扬效愚忠于一姓，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而说到“我心”，又像是还有许多话已经上升到嗓子眼儿，不吐不快。干脆就顺着葛先生这条思路说下去。
往下说，应该有点新意，或说深意，这新意是：知识分子，所事之君败亡，不只可以不从死，而是不可以从死。这样说，有些熟悉历史的人或者要大吃一惊吧？比如据传闻，崇祯皇帝完蛋于煤山，或弘光小朝廷完蛋于南京，柳如是劝钱牧斋以身殉之，钱牧斋不听，后来的所谓正人君子都赞扬这位河东君明大义，为钱牧斋的不能舍生，以致沦为“二臣”惋惜，而我，却公然站在钱牧斋一边，这不是甘居下流吗？就说是下流吧，对不起，我想奉告，事实是我还要流得更远。比如我不只一次反问：“钱牧斋，除了没随着崇祯皇帝死之外，你还能举出他什么劣迹？”问题当然不到此为止，因为还可以接着问：“公认为于己有大恩的父母死了，誓同生死的同床共枕人死了，不从死，于人格无损，何以帝王败亡，不从死，就于人格有损？”这显然是因为帝王的权太大，就有能力要求臣下忠于一姓（如汉周勃之诛诸吕），甚至忠于一人（如明方孝孺之不奉燕王朱棣诏），说得更鲜明些，忠君就成为至上的美德，忠到从死就能获得最高的荣誉。有谁曾经追问，这样的信念是怎么来的？信受奉行，除去有利于某一姓某一人的专制统治之外，还能找到人文主义性质的理由吗？不问，说句愤慨的话，是因为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受骗（或兼自骗），已经到了“心死”的程度。不幸是心死而行不死，且撇开动机，结果就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