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引咎辞职。第二天一开市，“5%债券”就回涨到了104，不过后来又有所下降，并在低价位上徘徊了一段时间。
首相的方案遭到拒绝对于投机商们是沉重的一击，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他们一直预期规定的兑换会顺利持续下去，并相应地做了大量交易；尤其是那些曾大笔买入的人，不得不尽快脱手，哪怕这样做损失惨重。在这场金融混战中，巴林公司和拉斐特都受到重创，罗斯柴尔德公司却得以全身而退、毫发无伤。这得益于他们一贯的周密与谨慎，在大家都看好一种债券、孤注一掷时，他们冷静地同时买入、同时抛出两种债券，从而有效地平衡了收益、降低了风险。由于“3%债券”的贷款项目落空，该债券也不再继续发行下去，因此，不久前以104出售的“5%债券”又可以以98的价格买入了。1830年，巴黎的著名银行家P·J·乌夫拉尔（P．J．Ouvrard）提前得到可靠消息，说波利尼纳克内阁将颁布一项特别法令——即史称“七月敕令”的四项法令，正是这几项法令引燃了巴黎人民的“七月革命”，让“波旁王朝这根枯藤老枝永远地停止了统治”。
还没等消息得到证实，乌夫拉尔就召集了几个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一起商讨对策，然后马不停蹄地起身赶往伦敦。一到伦敦证券交易所，就开始大量地抛售债券，导致整个债券市场呈现出下降的势头。罗斯柴尔德公司作为英国债券的大股东，开始警惕起来，迅速派信使去巴黎打探消息，以追查出英国市场上出现大量抛售的原因。没想到巴黎的企业也毫不知情。詹姆斯男爵几个月前刚刚与政府签署了一笔以102.7法郎出售的“4%债券”，跟内阁的交情不浅；此刻，他立即心潮澎湃地亲自去见首相波利尼纳克，请他就时局的真实情况透露一点信息。
对于政府是否将颁布敕令，证券交易所里早就议论纷纷了，不过大家都只是猜测而已，谁都不敢肯定。男爵从首相府邸回来后，把首相“以个人名誉作担保”的那番话毫无保留地传达给众人：敕文不过是空洞的提议而已，从来没有被内阁认真考虑过，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一个幻想。然而，第二天，国王查理十世（Charles Ⅹ）就连续签署了早已由大臣们准备的尽善尽美的四项敕令。次日，敕令在官方报纸《总汇时报》（Moniteur）上向社会公布。
敕令发布后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罗斯柴尔德公司和他的合伙者们发现，自己承揽发行的7830多万法郎的债券一夜之间就缩水了20%-30%。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笔债券的价格都停滞不前，以致于几乎无人问津。詹姆斯男爵所掌握的大部分债券在此之前就已脱手，因而他的损失很小；其他合伙商就没那么幸运了。于是，他们狠狠地谴责了詹姆斯，认为他在危急时刻置朋友于不顾，自己先抽身溜掉了。不过他们心里也很清楚：在七月革命发生之前，男爵总是与大家一道分享利润；并且，这件事来得太突然，谁也没有预料到。总之，一个原本前景光明、利润丰厚的生意顷刻之间就成了让他们损失巨大的烫手山芋了。
与此同时，乌夫拉尔大捞了一笔。据他的证券经纪人推测，仅在革命发生的前后几天，他就至少赚了200万法郎。
在伦敦打完这一“仗”后，他回到巴黎，开始参与新一轮的竞争。即便在卡斯米尔·佩里埃（Casimir Perier）组阁后，公债还曾跌到52；1831年2月，又跌倒48。在此期间，乌夫拉尔也一定赚了不少。
1840年，从某种程度上说，M·梯也尔（M．Thiers）内阁的倒台主要还是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从中作梗”。不论做的对或错，梯也尔总是认为自己在尽到一个法国首相应尽的职责，他唯一的目标就是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利益。梯也尔的这种思想，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来不以为意，因为他们家族从来不倾向于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是——这么说也许会有人反对——国际化的，或者说，至少也是欧洲化的。不是德国的，不是法国的，更不是英国的、俄国的或意大利的。他们与许多王室交好，在各国外交领域都享有广泛的影响力，在整个欧洲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
詹姆斯曾与首相梯也尔针锋相对，当时他是以“证券大王”和奥地利事务总顾问的身份自居的。一次，梯也尔在报纸上公开回击时，就曾借题发挥，质问詹姆斯：作为一个德国人，是否觉得法国的荣誉对他而言就毫不关情了？
詹姆斯机智地回应说如果他这样的人都被贴上德国的标签的话，那么所有的法国同胞都成德国人了。
梯也尔卸任后，接替他的是基佐（Guizot）。与梯也尔相比，基佐较为“国际性”一点，没有太强烈的民族主义。他的内阁被戏称为“外族的政府”也是不无道理的。
在君主制下，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时，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感觉不到他们那种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议会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或多或少地与这个家族有一些交情，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总会有人愿意为其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