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此现象，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他主张“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且要“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他说：“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胡适反对根本解决。对于胡适的言论，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驳斥，他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其实，胡适和李大钊之所以起争论，就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人认为逐个解决问题，另一个则认为需要从根本上解决，然后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逐个解决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费时费力，就像一座破屋子，门、窗挨个修理，但房屋是腐朽破烂的，很难有个根本解决；而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就好比推倒房屋重建，才会使门和窗等全都是新的，这就是抓住了解决问题的根本。
所以，解决问题，根本之道在于抓住它的核心。
要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就要找到其中的关键点；要治好一个病人，就要通过“望、闻、问、切”，找出病根；要攻击敌人，就要找到他们最薄弱的地方；要牵牛，就要牵它的牛鼻子……
但是问题的关键却很难发现。
鲁迅因为父亲死于庸医之手，所以起初选择学医，以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他的这种梦想没多久就被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在一场电影中，他看到许多“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却在漠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他受到的打击很大，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于是，他弃医从文，拿起手中的笔为人民鼓与呼，探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深入思考，他抓住了当时一切社会现象的核心因素——中国的国民性，正是这种“国民性”从“内部”导致了中国的积弱和落后，也导致了中国的贫穷和屈辱。也因为发现了问题的核心，鲁迅奠定了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一个问题，解决方法总是很多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牵住牛鼻子呢？一旦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核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那么，我们又该怎样抓住问题的核心呢？
抓住问题核心的前提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譬如工作效率低下、同事之间关系紧张、学习成绩不高、科研难以获得进展等。只要明白了这一点，仔细分析就会很容易地找到问题的核心。
为了抓住问题的核心，需要用到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分析是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侧面、属性，分别加以研究，它是认识事物整体的必要阶段。综合是把事物各个部分、侧面、属性按内在联系有机地统一为整体，以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分析与综合互相渗透、转化，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在综合的指导下分析，循环往复，推动认识深化和发展。所有的论断都是分析与综合的结果。这种方法的实际应用就像李瑞环同志在《辩证法随谈》中所讲到的那样：“要将繁杂、零散的材料掰开了、揉碎了、摆正了、捋顺了。要分好类、排好队、归好堆、论好辈，不断地分，来回地分，边分边合，分分合合。这是一个寻找事物内在联系、探求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最难的一步，也是最苦的一关。这要用相当的功夫，‘谁怕用功夫，谁就找不到真理’。”掰开了、揉碎了，不停地分开来，不停地合起来，下工夫认真分析，就可以找到真理，找到客观规律。对于解决问题而言，也就是找到了问题的核心。
我们以管理为例。注重过程的管理理论认为管理由管理者、管理对象和管理手段组成。如果一个公司管理混乱，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是管理者，还是管理对象，抑或是管理手段不对？对这三者详加分析之后，然后综合这三者就会得出管理混乱的具体原因了，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将它们掰开了、揉碎了，在综合的指导下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就会找到破解它们的钥匙，抓住问题的核心，从而最终克服它们，使我们从困境，甚至是苦难中脱离出来。
为解决问题而学习
上文中已经说明要解决问题就要善于抓住它们的核心，那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点——解决问题。
而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就必须学习，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