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版，曾两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约翰·厄普代克给前者的版本撰写了导读，遥遥呼应了爱默生当年的评价：
19世纪中期，美国密集地涌现了几部文学经典，包括霍桑的《红字》（ 1850年）、梅尔维尔的《白鲸记》（ 1851年）、惠特曼的《草叶集》（ 1855年），还有斯托夫人那本轰动全国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1852年），以及爱默生那些别开生面的散文；在这些作品当中，《瓦尔登湖》对当今美国对其自身认知的贡献是最大的。
爱默生原初的评价并没有让人信服，甚至直到 1948年，美国评论家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在其《梭罗传记》里还认为那是夸大其辞；但在 21世纪初的今天，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已经很少有人会否定厄普代克的这段话，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显然比以前更加需要《瓦尔登湖》里的生活智慧。
说到梭罗的生活智慧，大多数人最先想起的往往是一种苦行僧哲学，或者是退隐林泉的消极心态，这其实是莫大的误解。这位 19世纪的先哲诚然很容易给人这种印象：他终身未娶，生活俭朴，基本上做到了戒荤茹素，其言谈举止也不落窠臼，乃至他的朋友纳撒尼尔·霍桑曾经无奈地说：“他不是个好相处的人，在他面前，你会因为身上有钱可以花、有房子可以住、有两件外套可以穿或者有一本许多人看过的著作而感到惭愧。”在《瓦尔登湖》里，梭罗确实多次流露出轻物质重精神的倾向，例如他在第 1章“生计”里提到：
绝大多数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的生活的舒适，非但是多余的，而且还会妨碍人类的提升。说到奢侈和舒适，最聪明的人往往过着比穷人还要简单和俭朴的生活。无论在中国、印度、波斯还是希腊，古代的哲学家都是身外财物比谁都少、内心财富比谁都多的人。（第 1页）
但单纯地反对追求物质条件的改善的并不是梭罗的主张，他反对的是
那种把改善物质条件当成人生最高、甚至唯一的目标的做法。他在书里清
清楚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我并不想浪费时间去谋取华美的地毯或者其他高级的家具，或者佳肴美食，或者希腊式、哥特式的房子。如果有人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这些东西，并且获得后知道合理地使用它们，那么我也并不反对他们的追求。（第 048页）
在梭罗看来，人们应该追求的是人性的提升，客观环境的进步只能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手段：
可是文明虽然改善了我们的房屋，却没有同样改善居住在房屋里的人。它创造了皇宫，但创造贵族和国王却没有那么容易。假如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高尚，假如他把生命的大部分都只用于谋取基本的必需品和舒适品，那么他为什么要比野蛮人住得更好呢？（第 4页）
他敏锐地察觉到，生活的困顿，通常不是物质的匮乏造成的，而是源自人们不知餍足的欲望：
绝大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想过房子到底是什么，只是看到邻居有房子，便想着自己也必须有一座，于是落得终生穷困，而这其实是毫无必要的。这就好比有人已经穿着裁缝为他量身定做的皮衣，逐渐抛弃了棕榈叶做的草帽或者土拨鼠皮做的皮帽，却还抱怨生活太过艰难，因为他没钱给自己买一顶皇冠！（第 5页）
梭罗无微不至地描述两年多的湖畔独居生活，目的在于通过这次亲力亲为的实验向读者证明，其实不需要很多钱，不需要住豪华的邸宅、穿昂贵的服装或者吃丰盛的大餐，也能够好好地活着，而且能够快快乐乐地活着。
但我们要明白的是，梭罗从来不认为他那段生活是值得效仿的榜样，那和他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
其实我倒不强求别人采取我的生活模式，既因为在他熟练地掌握这种方式之前，我自己可能已经过上另一种生活，也因为我希望这世界上有尽可能多与众不同的人；但我盼望每个人都能非常清醒地去发现和追求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模仿他的父亲、母亲或者邻居。（第 049页）
每个人都能够清醒地活着，追随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去成为与众不同的、独立自主的人，是这位最伟大的个人主义先行者的理想。可是就 19世纪中叶的新英格兰地区而言：
清醒得足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以百万计，但百万人中只有一个清醒得足以从事脑力劳动，而清醒得足以过上诗意或者神圣生活的人，一亿人中才有一个。唯有清醒才是真正地活着。（第 063页）
在梭罗看来，如果人们任由传统、宗教、政府或者他人等外在因素摆布，那就和梦游者没有什么区别。他之所以写《瓦尔登湖》，恰恰是为了“像黎明的公鸡那样热情地啼唤，以便唤醒我的邻居”。
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需要梭罗来唤醒的梦游者有很多。有太多的人，为了一日三餐或者三房两厅，过着奔波劳碌、忧心如焚的日子；也许还有同样多的人，财务上已经独立和自由，他们去澳洲旅游，去西藏朝圣，去欧洲购物，花三千块钱吃一顿饭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