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外贸生意蔚然成风。以马萨诸塞州的萨勒姆港为例，原本只是个小渔村，但得益于一口通商体系下和清朝的贸易往来，到 1790年已经发展成美国第六大城市。
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其他方面的社会进步，铁路和电磁电报先后应运而生。该国最早的铁路是莫霍克和哈德逊铁路，在 1831年开始运营；就在梭罗搬到瓦尔登湖生活之前的一年，铁路通到他的家乡康科德镇；等到 1850年，全美国的铁路总长已经达到 91英里。萨缪尔·摩尔斯发明的电磁电报系统也在 19世纪 40年代得到推广。
梭罗不反感这些新生的社会现象，但他特别担忧客观条件的改善无法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甚至会导致人们忘记生活的意义，本末倒置地去追求一些外在的东西。他在第 1章“生计”和第 2章“居所和生活的目标”中不无嘲讽地说：
谈论重大的话题，我们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速度。我们渴望在大西洋底下铺设隧道，让旧世界和新世界的距离缩短几个星期；但第一道传过来敲打美国人耳朵的新闻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罹患了百日咳。（第 036页）
……如今的生活太过匆促。人们认为这国家有必要兴办商业，出口冰块，借助电线交谈，以及乘坐时速三十英里的交通工具，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但至于我们应该活得像狒狒，还是像人类，大家反倒不确定了。（第 064页）实际上，梭罗到瓦尔登湖隐居这一行动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抗议，第 18章“结语”中有段文字很好地总结了他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态度：
我宁愿独自走我的路，或者可以的话，和宇宙的建设者结伴同行，也不愿混在盛装打扮的人群中招摇过市；我不愿生活在这躁动不安的、神经兮兮的、热闹喧嚣的、鸡零狗碎的 19世纪，我宁可站着或者坐着思考，任由它悄然流逝。（第 229页）
正是这些散见于全书的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给《瓦尔登湖》染上
了浓厚的美国色彩，堪称它的第二个特征。但这本书最鲜明的美国风格，
却在于它体现出来的个人主义思想。
在英文中，“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这个词汇迟至 19世纪 30年代方始出现，最初是个贬义词，含义与利己主义差不多，都是指自私、贪婪等人性的阴暗面。但后来它的内涵慢慢发生了变化，转化为一种相对于社会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概念；时至今日，它已经变成美国文化或者说国民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简单来说，政治哲学或者社会哲学上的个人主义主张平等和自由是人人皆有的自然权利，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超越了传统、宗教和政治。这些个人主义的要素都能够在《瓦尔登湖》中找到根源，尽管我们在书里找不到“个人主义”这个词汇。
梭罗撰写《瓦尔登湖》的时候，正是南北战争的前夕，南方诸州的种植园主蓄养了大量的黑人奴隶。讽刺的是， 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中却赫然写着：“造物主公平地创造了每个人，并赋予大家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作为个人主义的先驱和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梭罗在书中多次表达了他对黑奴制的厌恶；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曾帮助流亡的黑人奴隶逃到加拿大去。从《瓦尔登湖》来看，梭罗是真正拥护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的，无论是对南方的黑人奴隶，还是对逃荒到美国的爱尔兰人，他都充满了同情和欣赏：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虽然是那么卑贱与无知，却可能是生具异禀的天才，他们总是有独到的见解，从未不懂装懂；尽管他们的外表很可能是肮脏邋遢的，他们的思想却像瓦尔登湖般深不可测。（第 106页）
他的朋友中既有爱默生这样学识渊博、家财万贯的著名学者，也有阿列克·塞雷恩那样不通文墨、一贫如洗的伐木工人。
如果说革除奴隶制在当时新英格兰知识界已经成为共识，废奴主义者的身份尚不足以表明梭罗的特立独行，那么他对新教的蔑视则完全可以证实他的不从流俗。加尔文教派奉为最重要权威来源的《圣经》，在梭罗看来不过是一本“老书”。他也鄙夷一切统治者，在第 1章“生计”里写道：
说到金字塔，它们根本不值得惊奇，更值得惊奇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自甘下贱，卖命为某个异想天开的白痴修坟；那白痴要是跳进尼罗河淹死，然后用自己的尸体去喂狗，反而会显得更加睿智和勇猛。（第 040页）
第8章“镇区”中还记载了他在 1846年7月因为拒绝纳税而身陷囹圄的事件。梭罗在康科德镇监狱只待了一个夜晚便得到释放，三年后，也就是 1849年，他据此撰写了著名的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提出政府若是不正义，公民可以不服从的观点。
梭罗甚至也反抗传统，他在《瓦尔登湖》的开篇公然宣称：
没有哪种思考或做事的方式，无论它是多么的古老，值得我们盲目地去跟从。今天每个人宣称或默认为万世不移的真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