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向墨西哥宣战，攫取了原本属于后者的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地区，总面积有 310万平方公里。等到 1850年9月加利福尼亚共和国加入美利坚联合国时，美国已经拥有了 31个州，其实际控制的领土和现在美国全境差不多，是立国之初的数十倍。
然而更重要的是该国在政治和文化上对大英帝国的疏离。众所周知，十三个英属北美殖民地在 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组成全新的美利坚合众国；乔治三世治下的大英帝国不甘失去这片广袤的领地，双方苦战七年，直到 1783年的《巴黎条约》生效之后才握手言和。但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在政治上固然获得了可以和大英帝国等量齐观的地位，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却依然和这个原来的宗主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依附关系，国内也一直存在强大的亲英势力，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
这种现象最直接的表征是，当 1812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试图向英国宣战时，众议院竟然闭门激辩了整整四天，才以 79票赞成、 49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勉强予以通过；参议院的表决结果则是 19票赞成、 13票反对，也是堪堪过线而已。当时代表亲英势力的联邦党在美国国会共有 39个席位，他们没有一个人投赞成票。
从双方的伤亡人数和所获直接利益来看，这场持续 32个月的战争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英国和美国于 1814年圣诞前夕在比利时签署了《根特条约》，英属加拿大和美国维持战前的边界，谁也没有多占哪怕一寸的河山。然而美国在几次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尤其奇迹般的新奥尔良大捷，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人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热情，促成了他们在心理上的独立，乃至许多历史学家将这场战争称为“第二次独立战争”。
从1815年开始，普通美国人亲英的情绪大大减弱，政治上的亲英势力自此一蹶不振，联邦党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屡战屡败，接连输给民主共和党，最终于 1829年永久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反观那些在 1812年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则先后有三位代表民主共和党成为总统或副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 1828年和 1832年两次当选总统，理查德·门特·约翰逊在 1836年当选副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则在 1840年当选总统。
威廉·亨利·哈里森在 1841年3月4日入主白宫，但履新甫及满月，这位68岁的总统便因肺炎与世长辞。哈里森是美国最后一位出生于独立革命以前的总统，他的去世极具象征意义，标志着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最后一批遗民终于烟消云散。自彼时起，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是在 1776年之后诞生的，和生于殖民地时期的父辈不同，大英帝国从来不曾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构成要素。
与这种日益增强的国民意识相辅相成的，是逐渐成熟的美国文学。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固然产生了诸如《穷理查年历》（ Poor Richard\"s Almanack）、《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和《常识》（ Common Sense）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图书，但总体而言是乏善可陈的。独立后出生的第一代作家在 1810年左右开始登堂入室，其中的佼佼者有华盛顿·欧文、威廉·卡伦·布莱恩特和詹姆斯·费尼摩尔·库珀等；这些人的作品尽管很畅销，本质上却和英国文学并无二致：比如说布莱恩特的诗歌明显师法英国的亚历山大·蒲柏，库珀的《最后的莫希干人》（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1826年出版）中描写的虽然是发生在北美的故事，但谁也看不出它和英国的浪漫主义小说有何区别，至于欧文的《旅行家的故事》（ Tales of a Traveller，1824年出版），则从创作到出版都是在欧洲完成的。甚至就连埃德加·爱伦·坡这种称得上独具一格的作家，其作品的哥特风格也特别鲜明。
1837年8月31日，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美国学者”，他批判了当时美国知识界惟欧洲是从的倾向，大声疾呼：
我们要用自己的双腿去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我们要说出自己的思想。
这次演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乃至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和作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将其称为“美国知识界的独立宣言”。其实我倒认为，与其说爱默生发起了美国文学的独立运动，毋宁说他敏锐地捕捉到这种文化趋势，并及时地将之表达出来；但无论如何，自从 19世纪 30年代起，美国文学开始和英国文学分道扬镳，走上一条迥然相异的道路。
这种文化的独立运动在南北战争前夕结出了第一批丰硕的果实。《瓦尔登湖》出版之前，美国文学已经迎来它的爆发期，短短数年间涌现了好几部足以跻身世界文学殿堂的经典名著： 1850年是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 1851年是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记》， 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