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董仲舒的建议下设立了太学。这里做一下简要说明，太学就是设立在京城的最高学府，但实际上，其他地区也设立了很多类似的学校。其实，早在夏商周时期，大学便有了，大学在夏为东序，在殷为右学，在周有东胶，而周朝又曾设五大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汉代开始设太学，隋代开始设国子监。董仲舒曾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董仲舒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这条建议。到隋朝以后设立国子监，为中央官学，是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
董仲舒还建议各地的诸侯、郡守等积极向中央推荐贤能之人，如此大规模地广纳贤才，使得汉武帝时期人才脚尖碰脚跟。大汉的鼎盛时期就在不远的明天。
第五，适时改革。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观点，其实就是“改革”。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更化是董仲舒独特的思想，不变之道只有通过“变”取得。简而言之，改革是让一个朝代长久不衰，发展迅速的根本动力。
董仲舒以“目不窥园”而出名，标榜“潜心学习”的模范，更是抓住时机，审时度势地提出《天人三策》，一举成名。他不像东方朔那样进行“恶心”的自我炒作，但他也难逃炒作的嫌疑，只不过做的比较“隐蔽”或者说别出心裁罢了。他只是古代无数书生中第一个出名的书呆子，只是个特例，并不值得读书人去效仿，但是他那种目不窥园的读书态度却影响了一浪又一浪的前人和后人。有时，不禁在想，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书生们是不是就是受了他的影响——执著地坚持读书才是惟一出路的信念？
自西汉成立以来，汉武帝即位之前，这段时期以窦老太为代表的上层人物崇尚的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由于黄老之学主张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因此，这样的主张在西汉初产生了一定影响，出现了文景之治。但是，文景之治也存在不少弊端，最明显的一个弊端就是促使皇帝老儿什么都不做，黄老之学要求的就是让君主无为而治嘛。
这样一来，皇帝老儿不管事了，那老百姓就只能自己干。结果，国家的掌控和干预能力就大打折扣了。然而，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就只是空架子而已，黄老之学所倡导的无为而治与这个宏观调控是对立的。再者，让老百姓自己干，那这么多的老百姓能力也是参差不齐的，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在这里说明一下，西汉时期的豪强土匪是蛮多的，可能与这个脱不了干系。
何况，从西汉初期，汉朝就一直被匈奴欺负。汉朝怕国家经不起折腾，就采取了和亲的政策。这个是好听的说法，说的难听点，就是乞求和平。西汉送女人，送钱，送珠宝给匈奴也只是暂保平安。西汉初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就留给了年轻的汉武帝。那汉武帝还能继续采用老的一套方案来治国安邦吗？肯定不会，这也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的一个原因，他需要那种切实可行的、符合他执政标准的治国良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正好符合这个要求。
如此透彻有用的《天人三策》让汉武帝如同拨云见天日，随即将其定为治理大汉天下的基本国策。
3．
那么，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很多卓有成就的思想家。百家争鸣的现象曾让人们的思想和视野大为开阔，这思想和视野得以开阔后，就出事了——后来，秦始皇操办的“焚书坑儒”事件，便是对此的一个激烈回击。回击是回击了，可出大问题了，秦始皇这事办得忒不地道，他把读书人和书都给整得这么惨，读书人能服他吗？肯定不服。到汉武帝时，董仲舒给支招了，我不焚书也不坑儒，我给你们书读，这下你们该满意了吧！但是，不是什么书都能读，要读就要读我给你们精心准备的阅读大餐——儒家文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个影响就是让儒家文化成为国民学习修养的正统文化。这样一来，国民要是想读书就得读儒家的，要不就不读，悉听尊便。能读书总比没书读好，何况读了书还有机会享有功名利禄，加上汉武帝又是一个开明的皇帝，广纳贤才，读书无疑是让自己成才、成名、富贵的最佳选择。所以，天下读书人都冲着这一点，去学习儒家文化了，国家的凝聚力也就增强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二个影响就是让原本政局不稳的西汉吃了“定心丸”，这是第一个影响的延续。《天人三策》提出的一系列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制度井井有条，就像流水线似的，没有罅隙。从中央到地方，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一气呵成。很多文人被这个“生产线”输送上了官场，不仅发挥了他们的人生价值，而且为国家效力。西汉人才济济的盛况，与董仲舒的这个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分不开。
从这个意义上讲，董仲舒确实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