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费尽心思的搜集苏轼的文章，从中找出可能出问题的章节，然后断章取义，加以陷害诬告。我们来看这样一段话，“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苏轼·试馆职策问》）朱光庭根据这段话，说苏轼是在对宋神宗进行恶意诽谤，是大逆不道之举，朝廷必须对苏轼严加惩办才行。但当时的高太后可能是看出了这其中的端倪，没有治苏轼的罪，反正有点和稀泥的味道，不愿意将事情扩大化。
其实，想想这个朱光庭不过是一小小的谏官，苏轼乃三品大员，他如何扳得倒苏轼？问题的实质还在于洛党与朔党的交锋。而他们之间的交锋又被以刘挚等人为首的朔党利用，原先司马光没死的时候，就想着把苏轼挤出朝廷。由于司马光死了，他就没来得及实施。如今，他们正好借着朱光庭跟苏轼斗起来的这件事大做文章，对苏轼群而攻之，说苏轼就是下一个王安石。当然，这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说托辞。真正目的还在于权利的争夺。司马光死后，宰相的这个位置让很多人眼馋，而苏轼又是德高望重，深受高太后的赞誉与赏识。朔党的那帮人自然是害怕得很，就想着要除掉苏轼。这就是洛蜀党争的真实情况。
朱光庭对苏轼的陷害与诬告，虽然以高太后的和稀泥而结束。但这不过是一小小的争斗，后面更让人感觉到惊心动魄的是，连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也参加到其中，他们跟高太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要求严惩苏轼，说他是为臣不忠。苏轼是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政治争斗，再三请求离开朝廷，到地方上任职。也能为，如果不这样做，苏轼担心自己还会重蹈“乌台诗案“的覆辙。于是，在宋哲宗元祐四年的三月十六日，即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到地方上工作。就这样，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为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府到了杭州。从这一天开始，之后苏轼先后在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四个地方担任过知州。特别是在杭州，苏轼政绩斐然。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拯救西湖。然而，即便如此，苏轼依旧没有逃过被贬的厄运。尤其是在高太后死后，苏轼的命运更加曲折，先后被贬到了惠州、儋州、海南等地。在这期间，苏轼并没有沉沦，反而勤政爱民，潜心创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苏轼·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直到宋哲宗于元符三年的元月九日，即公元1100年去世，即位的乃宋徽宗赵佶，年号为建中靖国。苏轼的情况才稍有好转。建中靖国元年的六月，苏轼决定归老常州。遗憾的是，此时的素食已经年老体衰，再加上身染瘴毒。一个多月后，苏轼便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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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轼的死因，这里我做一点补充说明。早在苏轼离开海南向朝廷“请老，以本官致仕”（《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时，他就身染重病，从建中靖国元年的六月到建中靖国元年的七月二十八死亡，50多天的时间里，苏轼的病情时好时坏，关于苏轼在此期间情况的具体的记录大家可以参阅北宋何薳撰写的《春渚纪闻》以及清朝陆以湉的《冷庐医话》中的相关记载。我所要说的是，苏轼之死有可能是自己仗着自己也懂医术，以自病自诊而导致病情严重恶化。根据苏轼的《与钱济明书》中的记载，“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
根据医学知识，我们看从这段话中看出，苏轼明显是吃错了药。林孝廉在《昌彝射鹰诗话》中曾说，“公当暴下之时，乃阳气为阴所抑，宜大顺散主之……人参、茯苓、麦门冬三物，药不对病，以致伤生”。也就是说，苏轼选用了人参、茯苓、黄茋等温补的药，虽是对症下药之举，但除了麦门冬为清凉药外，人参、茯苓却是温药，苏东坡可能也是出于补气而将参、茯苓、麦门冬三味药一并服用，岂知这是错误的。正确的治疗方法应该是，先治疗好热毒，然后再补气。而苏轼恰恰相反，以清热解暑之剂来医热毒之症，终于导致了“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的恶果。当然，苏轼之死，就算他不乱用药，可能也活不长久，毕竟身体状况以及年龄摆在那里，用错药不过是加速他死亡的原因之一。总而言之，苏轼就这样病死了。
苏轼死后，按照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载，可谓是“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简单来说，就是全国人民都哀悼他。而苏门的子弟也纷纷用自己行使哀悼苏轼。比如，张耒就用自己的俸钱在荐福禅寺做了一场佛事。晁补之则写下了《祭端明苏公文》，在祭文中他这样写道，“间关岭海，九死归来，何嗟及矣，梁木其催”。意思是说，苏轼好不容易破除万难，以为可以再展雄风，谁知却陡然而逝，真的让人万分的悲伤。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苏轼的一生有过多次超越，而他给人感觉可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就是“旷朗清风”。如今，我们大多数人对苏轼的了解都是通过他的诗词，而在